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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负担




有人会觉得,既然保护、培育新观念的成果惊人,在当今世界鼓励创新就会易如反掌,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大学、博士和专利发明。看看如今有多少一流的跨国公司吧,再想想谷歌、英特尔、辉瑞制药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要么小得能装进火柴盒、要么干脆无形无影。围绕在这些创新大岛周围的是一些小岛,即小型高科技新兴公司,每家公司都极有可能颠覆现有世界的秩序,例如微软曾是一家微不足道的新兴公司,后来实力强大的IBM在它面前都相形见绌;几十年后,谷歌、Facebook又让历史重演,它们把微软比了下去。

如此说来,前面提到的乐观看法不无道理。当市场可以很容易检验多种不同产品时,人们确实能看到不可思议的飞速变化。现代技术的强大力量和密切联系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运用计算机设计出强大的新软件,而外包模式进一步降低了计算机硬件行业的准入门槛。3D打印机、便宜的机器人和无所不在的设计软件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创新之门也被完全打开。昨天还只是定做T恤,今天连豪华轿车的设计也被“众包”给了洛克汽车公司(Local  Motors)这样的汽车制造商,而洛克汽车公司也同样采用外包生产。谁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同类领域内正进行着一场开放式的比赛,众多新选手不断参与进来,创新的记分牌也不分伯仲。多数新思路失败了,不过这种失败并不要紧,网络和社交媒体专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11)还曾对这些“无偿的失败”大加赞扬。

不过,无偿的失败有时寥寥无几,在某些创新领域中,失败只是例外而非常态,这才是问题所在。由于开放源代码软件和app应用程序这些创新形式在学生宿舍里就能被匆忙制作出来,我们往往就会认为需要创新的所有东西都能在学生宿舍里一蹴而就。事实上这根本就不可能,人们依然无法掌握治疗癌症、老年痴呆、心脏病的方法。1984年,艾滋病病毒被确认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宣布几年内就能研发出防治艾滋病的疫苗。将近30年过去了,疫苗在哪里?核聚变和廉价到可以用作墙纸的太阳能板呢?这些真正有效的清洁能源又在哪里?

这些未完成的创新任务有很多共同之处:任务规模都很庞大,研发所需的经费都太高。它们都需要将大量资源与一系列疯狂的创新冒险试验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臭鼬工厂或者为羽翼未丰的新技术提供避难所,说起来简单,但是当需要的资金达到几十亿美元时,极具冒险性的想法就不再那么富有吸引力了。既能为低成本的硅谷新兴公司提供资金,它们能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而且相对简单,又能为那些耗资巨大的复杂工程提供资金,如何做到两者兼顾,这一点我们从没认真考虑过。

当创新需要大量资金以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让宿舍发明家们取代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可能永远研究不出结果。

如果潜在创新过程能因此变得更便宜、更简单、更迅速,这么做无可厚非。可是靠学生起家并大获成功的谷歌和Facebook都是例外,事情通常不会这么简单。凯洛格商学院的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没有关注那些引人注目的硅谷公司,相反,他煞费苦心地研究了包含300万条专利和2  000万份学术论文的数据库。研究结果让他对一个现象备感忧虑,他将其称为“知识的负担”。

A  D  A  P  T

试错实验

根据琼斯的记录,从1975年开始,专利贡献者名单上的团队数目与日俱增,发明人首次发明专利的年龄也在持续上升。专业化更加明显,因为如今独立的发明人更不可能创造出涉及多个技术领域的多元化专利。这种对专业性的要求也许难以避免,但让人忧心忡忡。因为在以前,突破性成就常常只依赖一位发明人的广泛兴趣,不同领域的观念能够在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大脑中碰撞交织到一起;而现在,这种多领域知识的结合需要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成了更昂贵、更复杂的组织问题。需要动用其他领域的“更深”层次的知识,需要规模更大的团队。比较一下典型的现代专利与20世纪70年代的专利,你会发现一个由更年长、更专业的研究人员组成的更庞大的队伍。整个过程更加艰难,赞助独立创新岛屿上的相应专利需要的花费也更高。

琼斯还发现,团队也开始在学术领域的研究人员中占据主导地位。过去,独立研究员曾经取得最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是现在这种荣誉属于由众多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而且研究人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博士学位是他们开展新研究的基础学识要求。琼斯的证据表明,由于要求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量才能从事科学研究,研究人员的科研生涯在横向和纵向上都被压缩了。科学家必须把专业缩小到某一领域,同时,由于研究工作要在掌握足够多的知识之后、体力和创造力开始走下坡路之前进行,科研生涯更加短暂就成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即便在软件领域,在宿舍这种简陋环境中就能创新发明也逐渐成为现实。以电脑游戏为例,1984年,当人们还在玩《吃豆人》(Pac-Man)和《太空入侵者》(Space  Invaders)时,历史上最伟大的电脑游戏《精英》(Elite)发布了。《精英》能让玩家在3D场景中模拟星际大战、进行真实货币交易、探索无穷的宇宙,而游戏程序占据的内存不过相当于一个小小的Word文档。和网络时代后来的很多成就一样,这个革命性的游戏是两个学生在暑假里制作出来的。

25年后,电脑游戏界翘首企盼另一个重磅炸弹的诞生:《永远的毁灭公爵》(Duke  Nukem  Forever)。《永远的毁灭公爵》是一款畅销游戏的续集,设计这款游戏的团队规模和前面的例子大不相同。在游戏设计的一个阶段,有35个游戏开发员为这个项目共同协作,这个项目耗时12年、耗资2  000万美元。2009年5月,项目未完成就结束了。

虽然《永远的毁灭公爵》算个例外,但比起10年前,现代电脑游戏项目确实更庞大、更昂贵、更复杂,也更难管理。自从2001年开发《精英4》的传言浮出水面后,游戏玩家们就一直期待着这款新游戏的诞生,今天他们还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

在计算机领域以外,这种趋势则更加明显。喷火原型机的成本是1万英镑,相当于不到今天的100万美元,7年后这款飞机才投入使用。而在全新的技术时代,也有一款同样具有革命性的飞机,美国空军的F-22隐形战斗机,由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研发。政府为它投入了14亿美元的研发资金,洛克希德公司、波音公司也为其注入了不菲的资金,有了这么多资金支持才生产出了原型机,而这款飞机在25年后才投入使用。

苹果和安卓手机程序的激增掩盖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创新变得愈加缓慢、愈加艰难、成本更高,在大多数领域,我们远远不像前辈们那样充满了希望。极具影响力的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在1967年的一篇报告中这样写道:2000年时,我们应该能乘坐个人飞行器在空中翱翔,能轻松治好宿醉,电廉价到无须用电表计算,人造月亮为人间送来光明。卡恩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家,他对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展望非常准确,他准确预测到了手持式通信工具、彩色影印技术和财务往来的数字化,而这些经济领域中的多元化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在卡恩写那篇文章的时代,还有一个经济领域看上去会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长途空中旅行。20世纪60年代,当设计师设计出波音747时,谁能料想到这款飞机会在未来的40年里主宰航空业呢?如果我们让20世纪60年代的商务旅行人士预测21世纪商务旅行人士眼中的“世纪交通创新”,他们肯定会想到喷气飞机或飞行汽车。谁知半个世纪之后,真正成为交通领域世纪性创新之举的竟然是网上值机。

现代汽车有了更舒适的内部空间、更高级的安全系统、更震撼的音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比20世纪70年代的汽车更加高效。核聚变已经研究了30年,现在状况却一如从前,清洁的太阳能和风能依然昂贵又稀少。至于制药行业,在过去10年里,大获成功的畅销药的数量停止上升,2007年还首次出现了下滑,美国每年获批通过的新药品数量也大幅下降。

过去几十年,世界发达经济体中受雇进行研发工作的人数有了显著增长,但是生产力却表现平平。确实,收录在册的专利更多了,但是平均每个研究人员、每笔研究基金产生的专利数却减少了。也许我们拥有蓬勃发展的高等学府以及数目众多的知识工人,但是谈到创新思路的问题时,我们还是止步不前。

这让人深感担忧,因为我们对新技术能解决的问题抱有太大的希望。拿气候变化来说吧。畅销书《多疑的环保主义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的作者比约恩·伦伯格(Bjorn  Lomborg)认为,我们过于担心气候变化问题,但对清洁的水资源问题和疟疾不够上心,他认为我们应该在清洁能源和地质工程的研究上再多投入50倍的精力。如果连一个认为气候变化问题被过度夸大的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我们将进入一个对新技术期望过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