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卡佩奇（Mario Capecchi）依然忘不了童年那一幕：德军敲开他们位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度假小屋的门，逮捕了他的母亲，把她送到了达豪（Dachau）集中营。卡佩奇学过意大利语和德语，他听得懂纳粹党卫军军官的话，虽然那时他只有3岁半。
卡佩奇的母亲露西是一位诗人、反纳粹活动家，她拒绝嫁给卡佩奇的父亲，墨索里尼空军部队一位性格残暴的军官。想象一下战前的这个丑闻吧，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意大利纳粹分子有了私生子。露西知道自己会麻烦缠身，所以早已变卖多数家产，将变卖所得的收益托付给一户当地的农民。她被捕后，这家人就收留了卡佩奇。有一段时期，卡佩奇成了意大利农民的儿子，在穷乡僻壤过着乡村生活。
一年之后，母亲留下的钱花光了，卡佩奇离开了小村庄。他还记得自己曾和父亲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不过他宁愿自己去流浪：“当时战争的恐惧笼罩着所有人，对还是孩子的我而言，最难接受的就是有一个野蛮的父亲。”不久，卡佩奇的父亲就在空战中丧生了。
于是，4岁半的卡佩奇成了街头的流浪儿。对多数家长而言，4岁半的孩子能自己乖乖吃一顿饭、送到幼儿园时能不掉眼泪就足够令人满意了，而卡佩奇却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加入了不良团伙，在不同的孤儿院中进进出出。8岁那年，他还在医院住了一年，可能当时得了伤寒，时不时烧得不省人事。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毯子，没有床单，病床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果腹的东西只有几片面包和菊苣根磨制的咖啡。很多意大利孤儿就死在这样的医院里。
但卡佩奇活了下来。9岁生日那天，一个长相奇怪的女人来医院看他。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她在集中营度过了5年光阴，已经面目全非。在生命最后的8个月里，她一直寻找自己的儿子。她给儿子带来了一套传统的蒂罗尔（Tyrolean）服装，然后带着儿子来到了美国，卡佩奇如今依然保留着那顶帽子和上面的装饰羽毛。
20年后，卡佩奇考入了哈佛大学，他决定师从DNA的发现者之一，伟大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学习分子生物学。沃森向来不爱表扬人，可他这样评价卡佩奇：“他取得的成就，比多数科学家一生取得的成就还要高。”他还建议，如果年轻的卡佩奇真要“疯狂地”追求学术的话，就不要留在哈佛大学，因为这里的学术氛围是一切争先。
几年之后，卡佩奇感觉哈佛大学确实不适合他。尽管这里拥有最棒的资源、有鼓舞人斗志的同僚和导师沃森的全力支持，但哈佛大学的环境要求研究者过于匆忙地得出成果。如果要遵循既定道路稳步前进，这种环境的确很好。但是卡佩奇觉得，如果想做出了不起的成就、想改变世界，还需要给自己自由呼吸的空间。他认为哈佛大学已经变成了“获得短期满足的堡垒”，于是转而来到了犹他大学，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院系。就这样，他在犹他大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加拉帕格斯岛”，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想法。
1980年，卡佩奇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简称NIH）申请了一笔项目拨款，希望利用这笔资金来支持有望拯救人类生命的研究。NIH的拨款数额巨大，是美国癌症协会拨款的20倍。卡佩奇上报了3个不同的项目，其中两个项目很可靠：有突出的前期成果，还逐步描述了项目可能交付的结果，肯定能获得通过。
第三个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极具风险，卡佩奇试图证明可以对老鼠的一个DNA进行专门针对性地修改。在1980年，这个项目的野心实在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知道老鼠的DNA包含的信息足足有七八卷百科全书那么多，卡佩奇想做的事情相当于改写这么多卷百科全书中的一个句子，只不过他进行的是分子范畴的手术。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制造一个与他想要改变的基因类似的基因，将这个相似基因注射到老鼠的细胞中，让基因找到与自己类似的伙伴并把它踢出基因链取而代之。这种思路不仅没有成功的把握，而且看上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NIH认为卡佩奇的计划听起来充满了科幻色彩。他们降低了卡佩奇的申请级别，并强烈建议他砍掉第三个冒险性的项目。然而，由于有另外两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可靠项目，他们还是同意为他的项目提供资金。而几乎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断然拒绝了马丁·埃文斯（Martin Evans）一个类似项目的申请。不过只要能为更多种多样的项目提供资金，无论多糟糕，两个研究机构总比一个研究机构强。
卡佩奇是怎么做的呢？他接受了NIH的拨款，但对他们的忠告置之不理，他几乎将全部拨款都投进了风险极大的锁定基因的项目上。回顾往事时，他也觉得这绝对是一场豪赌：如果在NIH给出的3～5年期限内拿不出足够的前期成果，他们就会断绝他的资金来源；没有他们的认可，就很难再从别处募集资金，他的职业生涯将大受打击，研究助手们会另谋出路，实验室也可能撑不下去了。
2007年，马里奥·卡佩奇因为老鼠基因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NIH同意继续向项目注入资金，他们坦言：“我们很高兴您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