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佩奇故事的寓意不是人们应该尊重顽固的天才，尽管我们确实应该这么做，而是不应该要求所有天才都具有这种顽固品性。有多少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失败不是因为研发者们缺乏远见，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卡佩奇这种非凡的反叛性格？
在斥责NIH缺乏想象力之前，我们先想象一个场景：我和你坐下来，面前摊着一张白纸，我们都试图设计一种体系，将公共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适当地分配给众多的研究人员。这件事责任重大，我们当然需要看到明确的项目描述，还需要一些专家意见，检验每个项目是否有合理的科学依据保证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还要知道这位申请人或其他令人尊敬的研究人员是否已经让这条研究之路走上正轨、取得了一些初期的成果，每过几年我们还会检查一下项目的进度。
这样，我们可能就设计出一个合理且理性的体系，阻止了马里奥·卡佩奇进行老鼠基因的研究。
NIH以专家为主导、以成果为基础对项目进行理性评估，要想稳步推动有把握的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这种方式非常合理。但是，有些项目就像中头彩一样，概率虽小却能带来革命性突破，对这种项目而言，这种拨款方式就很不合适。这种拨款体系旨在规避风险，它更强调未雨绸缪、防范失败，而不是获得成功。无论哪种机构，有这种严谨的拨款态度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拨纳税人的钱的时候。但是，这样做就缺乏冒险精神。如果我们都不想冒险，并因此希望卡佩奇也不要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这就说不通了。
幸运的是，NIH不是资助医疗研究项目的唯一机构。一位脾气古怪的亿万富翁建立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简称HHMI），这是一家大型慈善医疗研究机构，有一个研究员计划，明确鼓励“研究人员去冒险、去探索无人涉足的道路、去拥抱未知，即使这意味着没有把握或可能失败”。事实上，要吸引HHMI进行拨款，最难的地方就是向研究中心证明该项研究具有十足的不确定性。
HHMI不仅支持具体的项目，还会对个人伸出援助之手，研究中心认为，科学家不必用一群专家的意见证明自己，他可以根据已有的新信息进行灵活的变通，在所有敞开的研究之路上追逐自己的目标，麦克马斯特将军肯定也认为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研究院不需要申请人详细描述研究项目，它更愿意看到申请人大概描述某个观点、展示自己近期的最佳研究成果。资金的发放看起来似乎根本就没什么限制，有时连申请款项的研究员也会大吃一惊。
当然，HHMI最终还是要看到成果，不过它对“成果”的把握更加灵活，毕竟一开始就没有具体的项目。如果HHMI看到了令人信服的迹象，就会自动继续提供5年的拨款，只有10年后依然没有成果时，研究中心的拨款才会中止；即便到那时拨款也是逐渐停止，而不是戛然而止，这样研究人员就有时间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而不是不得不裁掉工作人员、关闭实验室。
谈到马里奥·卡佩奇的故事时，这种方法听起来实在是绝妙至极。但是霍华休斯医学研究中心的拨款体系真的那么高明吗？说不定它最终只能产生太多耗费巨资的失败项目，说不定研究人员因为认为拨款会源源不断而变得过于安逸。
A D A P T
试错实验
皮埃尔·阿祖莱（Pierre Azoulay）、古斯塔沃·曼索（Gustavo Manso）和约书亚·格拉夫·兹文（Joshua Graff Zivin）3位经济学家详细分析了NIH和HHMI的一些数据，对这两家研究院资助的重大科学研究进行了严格的评估。他们将HHMI支持的研究员与NIH用高额拨款资助的科学家进行了比较。荣誉奖金和NIH的其他拨款一样，只为具体的项目提供资金，但是数目更加慷慨，针对的也只是最杰出的研究人员。他们还用数据分析方式选取了一些高水准的NIH研究人员，以及表现同样出色的HHMI研究员作为研究对象。
抛开分析方式不谈，阿祖莱、曼索和兹文发现的证据表明：不限结果、注重冒险的HHMI资助的是最重要、最非同寻常、最有影响力的研究。HHMI的研究员看上去并不比NIH资助的研究员能力更强，但是他们更具影响力，被广泛引用的文章数目是后者的两倍；他们更可能赢取各种奖项，也更可能指导出获奖的学生；他们更具独创性，他们的研究会为相关的研究领域引入全新的关键词，会更多地改变研究主题，在其狭小的专业领域之外获得更多的引用。
不过，HHMI的研究员的失败也更多，他们的研究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无人问津。这也难怪，因为NIH旨在规避失败，而HHMI的目标就是拥抱失败。而要进行真正原创性的研究，失败不可避免。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试错法则
创新中的失败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彩票都中奖，但是如果想要获得中头彩的机会，就得买彩票。用统计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创新回报模式严重地偏于上行，这就意味着小规模的失败会很多，而巨大的成功却寥寥无几。NIH不愿承担风险，所以与很多重要的想法失之交臂。
在受托支配亿万纳税人的钱财时，官方机构更关注的是如何将损失最小化而不是将收益最大化，这也不难理解。NIH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我们可以再次回顾复杂性理论家斯图亚特·卡夫曼和约翰·霍兰德的著作：要在不断变化的可能性景观中找到方向，理想的方法是将稳妥的小碎步和冒险的大跨步结合在一起。谁来资助那些冒险的大跨步呢？HHMI每年注入的巨资也只占全球研发机构预算1%的1/20。还有一些和HHMI类似的机构，不过多数研发机构要么从事高度商业化的研究活动（这些研究正是创新思维的对立面），要么发放以NIH为代表的定向拨款。稳妥的小碎步有了，试验性的大跨步却找不到了。
我们需要官方机构以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空军为榜样：“公司不愿意冒风险，把自己的钱投资到带来创新设计的高风险项目上。要得到真正创新性的尝试……我们就应该提供激励手段。”这才是能够促成重大新观念的态度。不幸的是，这样的政府部门少之又少。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试错法则
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推动新技术发展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首先，要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不同试验，即使多数试验都会失败，即使这些实验会让我们对哪种方法更有效产生疑惑；其次，要鼓励一些长期试验，因为尽管这些试验可能会失败，但是如果成功，其回报也会极为可观。
多数接受政府拨款的研究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它们的目标都与政府计划对立。政府部门喜欢宏大的计划，却又希望计划的实现过程有着十足的把握。喷火战斗机这样的例外实属罕见。
如果传统的政府拨款能够学习HHMI容忍失败的模式，在未见到成果时依然不中断拨款，那么传统的政府拨款就能发挥重要作用，鼓励有影响的想法进一步发展。而要想促进新观念发展、把政府资助下促成的实验室新发现运用到人们日常使用的现实产品中去，市场显然发挥着关键作用。
有些创新能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开发的过程却要耗费巨资，鼓励这种创新依然令人望而生畏。在花销巨额公众资金时，政府官员往往会避免冒险，而专利体系也很少能激励私人公司把精力投入到耗资巨大的长期研究中去。在复杂世界里，鼓励意义非凡的创新有两个根本因素在起作用：
◎ 真正接纳冒险性的新观点；
◎ 愿意拿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美元去冒险。
政府官员和专利体系这两个途径都不可能将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这两个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21世纪的创新研究，却看上去水火不容。事实上，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方式已经存在了300多年，只是人们太健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