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安·默里为碳信托基金（The Carbon Trust）工作，这是英国政府设立的一个机构，旨在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默里负责研究碳足迹，即产品在生产、运输、消费和处理的过程中排放出多少二氧化碳。我刚才用来估算杰夫一天碳排放量的方法正是默里毕生的事业，他面对的公司客户多种多样，从银行到百事公司都是他的客户。这个红头发、蓝眼睛的苏格兰年轻人代表着气候变化运动的现代面貌，他穿着一件袖口带链扣的整洁衬衫，自信、坦率，谈起碳排放细节来如数家珍，根本不用术语虚张声势。默里自小生活在苏格兰南部的绵羊牧场上，这让他对计算碳足迹这一烦琐任务有着切实的看法。“要是我问爷爷‘羊的碳足迹是多少’，他会觉得我疯了，”默里进一步解释说，“不过他会告诉我放养密度是多少、用的是什么饲料，他回答的是这些问题，因为这是他事业的一部分。”碳足迹涉及的就是这些具体内容。
我特地询问了默里对杰夫进办公室前禁不住买一杯卡布奇诺提神这个举动的看法。毫无疑问，卡布奇诺和托马斯·思韦茨的多士炉一样复杂：因为冲制卡布奇诺不仅需要极为复杂的设备——蒸馏咖啡机，还需要奶牛、咖啡豆、硬纸杯、塑料盖等。要估算卡布奇诺的碳足迹，就得估算所有这些相关因素的碳足迹，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需要专家的帮助了。
但是，默里只能帮我分析到一定的程度。碳足迹的估算是一件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粗略地看看一个产品的组成，就会发现需要研究碳足迹的对象有几千种，还记得埃里克·本豪柯曾估计现代经济体提供了大约100亿种截然不同的商品吗？星巴克自称提供的饮料多达8.7万种。碳信托基金还没接受过计算卡布奇诺的碳足迹的委托，所以默里只能根据已有的数据进行大体的估测。
“运输的碳排放不会很多。事实上，这方面的碳排放可以视为零，因为一艘船能装很多方糖和咖啡豆。”他一边计算可能的碳排放，一边信手在纸上涂写，“糖和咖啡不需要投入大量能源或其他物质。”默里花了几分钟粗略地列举出冲一杯卡布奇诺大概要产生哪些温室气体排放，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据我估测，在卡布奇诺的碳足迹中，比重最大的是牛奶的碳足迹”。
默里的依据是一块吉百利牛奶巧克力，碳信托基金已经对这种产品的碳足迹进行了全面计算。牛奶在巧克力块中只占了1/3，但是即便把咖啡豆和糖的运输和加工、巧克力在工厂的加工过程、最终成品的运输等所有成本都考虑在内，巧克力碳足迹中的2/3还是来自牛奶。而牛奶几乎是卡布奇诺唯一的材料。如果默里要像面对公司客户一样全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就需要处理相关耗材的大量精确数据，并解决一些棘手的哲学问题：杰夫坐公交上班的路上顺便买咖啡而不是专门开车去买咖啡，我们就该感谢星巴克吗？可能不会。咖啡馆服务生上班的交通该不该计算在内？种植咖啡的农民去咖啡园的往返交通该不该算进去呢？如果咖啡馆装了双层玻璃我们是否该降低其碳足迹？一杯微不足道的卡布奇诺就能说明“再简单不过了”这个观点大错特错。
杰夫现在知道了牛奶的碳足迹，他是不是该改要一杯双份浓缩咖啡呢？过滤的纯咖啡是不是就比可怕的豆奶拿铁要好呢？即使杰夫清醒，一刻不停地寻找保护地球的最佳方式，即使他一直保持和尤安·默里的联系，他还是难免会犯错误。在评估他自以为环保的一天里哪里出了问题时，我不得不从一些连专家们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发现中进行选择。我还看到一些数据，这些数字表明由于堵车，每天开车上下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比我提到的还要高出数倍，即使开的是普锐斯。《香蕉有多坏》（How Bad Are Bananas?）一书的作者迈克·伯纳斯-李（Mike Berbers-Lee）告诉我香蕉是低碳食品；而《为什么我们不拯救这个星球》（Why Aren't We Saving the Planet?）的作者杰夫·毕帝（Geoff Beattie）却告诉我，香蕉是碳排放量很高的产品。我还看到很多研究表明，如果养殖方式正确，肉类可能不会像现在一样对气候变化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你尽可以捧着一大摞研究材料绞尽脑汁地思考这个问题，却依然得不出什么可靠的结论。
杰夫应该怎么做呢？我向一些环保人士寻求建议，有人甚至认为要减少因去星巴克而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最好的做法就是戒掉咖啡。爱喝咖啡的杰夫不会喜欢这个建议，那些不像杰夫一样关心地球的人更不会为其所动，而这些人正是大多数。最近有个调查个人在对抗气候变化问题上应采取什么行动的民意调查，37%的人说“无能为力”，其他人多数只是提到了换节能灯泡或者回收垃圾。即便人们能戒掉卡布奇诺，也不可能戒掉所有的消费品，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消费什么的问题。简单地劝诫世人通过改变日常行为来拯救地球，这种做法本质上就具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