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梦想能有种高科技的解决方案来指引杰夫走出泥沼，即发明一种智能手机程序，能辨认出他居住的城市里100多亿种商品和服务中的任意一种，并能计算出每种商品或服务意味着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或者甲烷。杰夫只需掏出手机拍个照片或者扫一下条形码，马上就能收到一个报告，说明这种饼干、浓咖啡或芝士汉堡会对气候造成多大的危害。
也许有一天这会成为现实。但想象一下吧，这种数据处理工作将会多么庞杂：也许杰夫在手机程序的帮助下不会再犯一些更愚蠢的错误，但是对那些要为手机提供正确数据的人来说，这个任务却困难重重。如果像尤安·默里所说，牛奶的来源对牛奶的碳足迹至关重要，星巴克就需要在网上列出自己牛奶供应商的数据，不用说还要列出供货卡车的运输里程、电费账单、供应商和其他很多信息。用户手机上还应该装一个简单的碳排放计算器才能发挥作用，但能计算任何一种产品碳足迹的手机程序就像是天方夜谭。
即便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数据库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真正热衷环保的人才会不怕麻烦扫描所有的东西，也只有环保主义者才会主动密切关注结果。那些对气候变化认为“无能为力”的37%的受访者，或仅能尽到微薄之力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会轻易忽略智能手机屏幕上闪现的相关信息。
不过，有一种办法可能会让空想变为现实，为掏钱购买的人提供即时信息，而且根本不需要扫描仪或地球上全部产品的中央数据库。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想象一下，世界主要化石燃料出产国的政府一致同意对当地开采或挖掘的化石燃料征收每吨50美元的碳税，相当于每吨二氧化碳约14美元。折合一下，每桶石油大约多加5美元，每吨煤炭增加近40美元(23)。
这个决定可能看似与计算碳排放的手机程序没有半点联系，但事实上却关系密切。碳税与市场价格体系相连，这一体系发挥着大型模拟云计算机的功能，能把资源配置到最具价值的地方。50美元的碳税会让汽油价格每3升涨价约12美分，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督促人们少驾驶汽车，也能有效地刺激人们购买节能汽车；碳税会提高电价，用煤发电价格会增加1美分，用天然气发电则增加0.75美分，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节约用电，购买房屋隔热材料，敦促电力公司多建设天然气发电站而不是火力发电站，或者切实激励它们投资核能和可再生资源。
这仅仅只是开始。由于各种能源价格提高，平均能源价格上涨，能源消耗量大的产品的价格也会相应提高。从西班牙运输西红柿的能源成本增加，西班牙产的西红柿价格会上涨；而英国产西红柿价格的上涨幅度会更大，因为加热温室的成本会更高。
不需要什么宏伟的规划，这一切自然就会发生。卡车司机制定运费时如果无视上涨的柴油价格，就只能关门大吉；同样，种植西红柿的人如果想自己承担温室保温的成本、不提高菜价，也将难逃厄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把他不需要温室就种植出来的当地西红柿拿到市场上售卖，就会发现碳税让他有优势来对抗那些能源消耗量大的对手。而杰夫去超市买西红柿时，也不必用智能手机扫描条形码，只需看看价格就行了。哪种西红柿的碳排放量大，哪种西红柿的价格就高。不管杰夫怎么看待气候变化，他最愿意考虑的都是价格。
这样一来，碳税的作用就相当于重新创造出一个奇妙的碳计算程序，并赋予它力量。不需要什么集中数据库，世界上每一种产品的价格都会根据生产该产品所耗能源造成的碳排放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就激励着每个组织或个人想尽办法尽量减少碳足迹，无论是电力公司还是杰夫本人。
尽管推行碳税的建议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这个理念在政界的影响仍有待加强。实施碳税的国家并不多，而且局限在有限的行业中；欧盟的碳排放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与碳税的效果相似，但这一制度面临很多起步阶段的困难，而且没有涵盖更广阔的经济领域；印度有煤炭税，不过数目很小。尚未有大国引进涵盖全部经济领域的高额碳税，相关的国际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中。
我们暂且不谈碳税，来看看很多政府更愿意接受的另一种做法：制定自上而下的规章制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