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例子都很打击人，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们还是有令人振奋之处。立法者大笔一挥，就能把比整机成本还高的电视机部件不远万里运送到新西兰、让满载木屑颗粒的卡车毅然驶入交通拥堵的伦敦市中心、还以保护地球的名义砍伐热带雨林，这一切恰恰说明人们在不得不适应新规则时发挥的“聪明才智”多么超乎想象。更明智的规则会让奥格尔法则于人们有利，用机智巧妙之法、于机缘巧合之中、从最出人意料的资源里找到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们在《默顿条例》中也遇到过漏洞问题的根源，即规则条文和规则精神的根本区别。普拉尚特·瓦兹（Prashant Vaze）端着一杯抚慰人心的咖啡向我强调了这个观点，我喝浓咖啡，他喝豆奶卡布奇诺，瓦兹是一位崇尚环保的经济学家，是《节约的环保主义者》（The Econom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的作者。他滔滔不绝地阐述了他对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以及博学多识的法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倡的“助推”概念的看法。瓦兹认为应该采用能产生微妙影响的手段，来针对那些不假思索的直接行动，同时还要有意识地保留个人选择的权利。例如，用白炽灯泡照明非常费电，但有些弱视的人以及皮肤对某种光源过敏的人愿意使用这种灯泡，因此可以把白炽灯泡从货架上拿开，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一般人往往不会非要买白炽灯泡，而确实想买白炽灯泡的人也能不费劲儿就买到它。
这种助推的想法本身很聪明，但要将其形成立法却不那么简单。瓦兹一边畅谈泰勒和桑斯坦经典的助推理论，一边漫不经心地朝着身后的咖啡柜台挥了挥手：政府可以规定餐厅把有益于健康的沙拉摆到醒目的地方，把高热量的甜品藏到不好找的地方。
唯一的问题是，餐厅根本就不卖沙拉。
泰勒和桑斯坦提到的多数典型例子都是私下的、主动的创新行为，这些人往往既能履行条款内容，又能贯彻条款精神，这绝非巧合。为了鼓励健康饮食，餐厅刻意把沙拉摆到醒目位置，这个助推行为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如果我们试图把它引入立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立法者也许会命令所有的餐厅必须提供沙拉，可要求火车站站台的饮料吧也提供沙拉就有点犯傻。立法者也可以换种要求，如果餐厅提供沙拉，就必须把沙拉摆放到醒目的地方。但如果很少有人点沙拉，餐厅要靠蛋糕和甜点赚钱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助推行为可能会让餐厅赔钱。餐厅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把沙拉摆到醒目的地方，要么根本不卖沙拉，可能很多餐厅就会选择不卖健康的沙拉，这又是一条“经济斗牛犬”。
笨拙的助推方式虽比笨拙地猛推一把或笨拙地全面禁止要好，但它总归还是笨拙的。自从“助推”这个词火了之后，这个词自身的定义也开始不严谨起来。最近我去英国财政部拜访，发现那里的官员们正大肆鼓吹助推“选择干预”（choice editing）。“你们说的‘选择干预’是不是‘禁止’的意思啊？”我问。他们不好意思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这件事让人回想起碳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碳价的主张，因为提高碳排放密集型商品的价格既可以通过税收，也可以通过交易许可证体系，因为比起是否制定碳价而言，采用碳许可证还是碳税的区别可谓微乎其微。
制定碳价的举动也是在试图利用奥格尔法则，把重心放在我们心目中的终极目标上：用最小的代价减少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换句话说，制定碳价要利用一个非凡的去中心化云计算机，它能为几十亿旨在减少碳排放的个人实验提供反馈信息。
当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制定碳价的建议凸显出许多问题。幸运的是，由于这个思路已经活跃了一段时间，那些死抠政策的人有大把的时间想出答案。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成了：“谁来为碳价买单？”答案出乎意料：“谁买单都没关系”。我们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碳价是排放1千克二氧化碳收5美分，而且假设里面也包含了甲烷的排放，那么这个碳价能让汉堡的价格上涨12美分。加上碳税后，消费者要花更多的钱，生产商挣的钱却变少了。但让人惊奇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养牛农民、快餐连锁店或个人消费者才会遭受损失，大家都把一部分钱交给了政府。
关于监管碳价的细节还有更多的法律问题，但是目前为止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能否在国际上达成相关协议。我们必须达成这种国际协议，因为二氧化碳是全球污染物。如果某个国家严控二氧化碳、甲烷的排放而其他国家都不遵守协议，这种单个的行为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种协议也并不意味着要使出浑身解数，在新世纪里为每一个国家分配污染额度。即使世界各国达成的只是非正式的协议，即各国都承诺征收与他国碳税大致相当的碳税，也会大有裨益。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试错法则
即使把碳价扩大到化石燃料之外，反映类似畜牧业、水泥制造业的甲烷或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碳价本身还是不能解决气候问题。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我们知道高昂的能源价格会促使各行各业纷纷涌现各种节能专利：从热交换器到太阳能板，种类繁多。但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那样，创新体系可能要需要一些激励因素，碳价的刺激远远不够。为低碳技术颁发创新奖金也会刺激人们进行大量试验，每种试验都旨在从某种程度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关键在于没有人知道实施有效碳价的经济会是什么样子。通过奥格尔法则我们可以知道，如果采用“温室气体价格昂贵”这个新规定造成政策倾斜，经济进化就能产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可能最有把握的途径就是让汽车更高效，在建筑上安装更多的隔热材料以及被动采暖和制冷系统，投入使用类似核能、水力发电等新技术，甚至采用防止火电厂排放二氧化碳的碳捕捉技术。除此之外，还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没人知道。全球供应链可能会被重新配置，也可能几十亿人会搬迁到气候及地理条件允许节能生活方式的地方居住。
或许拯救世界的方法会从更多意料不到的资源中涌现出来。如果能找到某种方法，减少牛、羊排出的甲烷气体，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要知道它们排出的甲烷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10。澳大利亚科学家已经发现袋鼠不排放甲烷，他们甚至在想办法把袋鼠肠道中的细菌植入牛肚子中。这可能是条死胡同，可能不是。但是，给温室气体定下合适的价格会激励人们探索各种方式减少排放，即使让牛像袋鼠一样打嗝，这样的简单做法也无可厚非。
制定碳价会效果不凡，因为它以全球性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己任。杰夫这样的人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知道孰轻孰重；公司明白自己的成本；企业家和工程师拥有数不清的点子，只待适合商业的环境出现便开花结果；各国政府虽然对这些不太在行，但是它们确实有着促进社会发展的长远眼光和义务。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各国政府没必要挑拣拯救地球的具体方式，而是应该做出政策上的倾斜，鼓励人们心系地球、做出自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