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降低机构耦合度的方式就是确保银行拥有充足的资本。这不仅能降低单家银行破产的概率，还能降低破产蔓延的概率。银行不会主动抽出大笔资金做缓冲，监管机构不得不强迫它们采取措施，这种举动也要付出代价。资本是昂贵的，所以资本要求越充足，贷款和保险的费用就越高。俗话说好事过了头反倒会坏事，资本也不例外，但金融危机却表明银行根本就没捞到好处。
第二种降低机构耦合度的方式涉及一种名字古怪的CoCo债券（CoCo bonds），这是可转换债券的简称。CoCo债券是负债，所以正常情况下此类债券的持有人会像一般银行的债权人那样，优先于股东得到利息报偿。但是CoCo债券有点像安全气囊，如果银行受挫，它就会突然转变成缓冲器，从债券变为资本。事实上，只要有一定的触发因素，持有CoCo债券的债权人就会发现，他们现在持有的是刚刚转型的银行股份，这就意味着他们和其他股东面临着同样的风险。
没有人会因此欢欣雀跃；原来的股东会发现自己拥有的公司份额更小，收益也更少；CoCo债券持有人会发现他们面临不愿面对的风险。但关键是CoCo债券是提前约定的应急规划：一旦银行濒临变为僵尸银行的边缘，就会触发CoCo债券的相关条款。普通债券持有人会更安全，因为比起CoCo债券持有人，他们享有优先考虑权；普通股东得到的回报也比银行只需动用普通资本而不是应急资本时更高。正常情况下，CoCo债券持有人的回报比其他债券持有人要高，因为他们起着保险的作用。
听起来挺不错。但要记住，安全气囊能预防伤害，也能导致伤害。和其他保险类型的规划一样，CoCo债券能转移金融体系的风险，我们亲眼目睹过这种做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20世纪90年代，CoCo债券在日本赢得了“死亡漩涡债券”的“美誉”，很多人觉得它很不可靠。只要一家银行陷入困境、触发CoCo债券的条款，其他银行持有的债权就突然转变成了普通股，它们被迫把这些债券亏本出售，因此自身也陷入了困境。应该禁止银行间互相持有CoCo债券，并由个人或退休基金持有这些债券，因为面临短期问题时退休基金更加坚挺。
第三种降低机构耦合度的方式，就是在银行倒闭时找到应对破产的更好方式。我们回想一下托尼·洛马斯的遗憾：雷曼兄弟银行没有针对破产的应急计划。监管机构能够也应该坚持让重要金融公司准备这样的应急计划，每个季度都要提交文件以备检查。应急计划中应该包含拆分公司预计需要的时间，因为监管机构在设定公司的最低资本要求时会参考这一信息。如果为了避税而使投资银行的运作异常复杂，破产可能会需要几年的时间。既然如此，就让资本缓冲垫保持充盈。简便易操作的明确应急计划会减少对银行破产的干扰，还允许银行准备更少的资本作缓冲垫。由于资本很昂贵，这就会鼓励银行简化操作，甚至设立不影响其稳定性的子公司。目前，政策在向有利于大银行扩大发展的方向倾斜，复杂性往往能带来税收上的优势，但是规模大的银行似乎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
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一年之后，法庭还在探索处理雷曼账务的第4种合法的可行方式，这实在太荒诞了。监管机构应该有针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迅速作出裁决的权力。当然，面对几十亿美元，公平很重要。但是，银行破产时最糟糕的决定可能就是不及时做决定。对银行名目繁多的索赔足以把经济实体搞垮，这简直就是一出现代版的贾丹斯指控贾丹斯案(28)。
监管机构还要有能够接管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并迅速重组这些机构的权力。正如托尼·洛马斯发现的那样，国际银行倒闭时会分裂成国内银行，所以还需要国际对这种权力达成一致意见。但从技术上讲，这比想象的要简单。
游戏理论家杰里米·布洛（Jeremy Bulow）和保罗·克伦佩雷尔(29)发明了一种重组复杂组织甚至银行的简单方法，这一方法得到了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的认可，而花旗集团堪称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这种方法非常巧妙，起初它似乎像是逻辑诡辩：布洛和克伦佩雷尔建议监管机构可以强行将垂死挣扎的银行分解成运营良好的“桥银行”（bridge bank）和运营不佳的“残渣银行”（rump bank）。桥银行得到所有资产，以及最神圣的负债，比如普通人留在存款账户里的存款，如果是投资银行的话，就是其他公司存在里面的现金；残渣银行没有资产，剩余的债务都归它。这样，桥银行的各项功能非常健全，它有良好的资金缓冲，能够继续借款、贷款、正常交易。当然，残渣银行就成了空架子。
这不是在抢劫残渣银行的债权人吗？别着急，奇妙的手法在后头呢：残渣银行拥有桥银行。所以，残渣银行完蛋时，债权人会发现自己还能挽回些资产，其中一部分就包括健全运作的桥银行的股份。这些股份能让他们比试图从原来银行的断壁残垣中挽回损失获得更大收益，而与此同时，桥银行也会继续支持经济的正常运转。
如果你被这个想法惊呆了，肯定会觉得在不注入新资金、不诉诸没收资产的情况下，没人能像魔法帽子变兔子一样从麻烦缠身的银行中凭空造出一家健康的桥银行，但这个想法不是行不通。
经济学家约翰·凯伊还有一个更激进可能也更安全的想法，叫作狭义银行（narrow banking）。凯伊建议将现代银行的“赌场”功能和“实用”功能分开。实用银行要保证自动取款机能吐出现金、信用卡能使用、普通人在将钱存进银行时不必担心存款会有风险。赌场银行则包含银行更具投机性的一面：为公司收购融资、投资抵押债券或用信贷衍生工具赚钱。狭义银行能够提供银行系统的所有实用功能，和赌场功能毫不沾边。狭义银行这种想法是为了保证提供实用性功能的银行不会同时进行投机活动。
真相当然更加棘手。把所有具有风险性的银行活动都与投机活动联系起来的做法很不公平。在第2章中我们也看到了，新想法需要具有投机性的资金来源，而且很多好的想法惨遭失败。把钱投到可能会取得惊人效果的事物上，这个过程总有点赌博的意味，所以，如果没有类似风险投资这样的“赌场”活动，世界会更贫穷，也不像现在这么富有创新精神。要区别实用性活动和“赌场”活动也不是那么简单：一些具有“赌场”风格的活动其实非常明智，甚至连风险对冲也有一些保守举动。如果我打赌邻居的房子会被烧掉，别人会感到震惊，但如果我打赌我自己的房子会被烧掉，这就是保险。保险不仅是明智的，在很多国家还是强制的。同样，一家银行的某项金融业务是具有赌博性质还是合理的风险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家银行还在从事什么其他业务。
然而，狭义银行的想法也具有可行性。凯伊认为，狭义银行应该取得某种许可证，而要取得这种许可证，银行必须向监管机构保证银行存款有大量资本做坚实的后盾，严格控制它们的“赌场”活动，仅为其实用功能服务，不为自己谋利润。狭义银行应该成为法律认可的、唯一能称为“银行”的机构，只允许这些银行接受小公司和消费者的存款，只允许这些银行使用银行间支付系统（这些系统把钱从一个银行账户转到另一个银行账户，是自动取款网络的基础），有资格享受纳税人提供的存款保障的也是这些银行。
听起来这样做似乎监管过多，但是约翰·凯伊指出，在某些方面这种举措并不是多管闲事。尽心尽力的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了解某家银行是否有资格获得狭义银行许可证，这项任务更为简单，它们不必含含糊糊、勉勉强强地监管整个金融系统。其他金融公司则可以拿股东的钱去冒险，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狭义银行，如果赌场银行总公司有了麻烦，狭义银行能够整体从麻烦中脱身，安置到更安全的地方，不会对存款人造成困扰，也不会用掉纳税人的钱，就像电力公司破产后，电站虽然易主但会继续运营一样。
这些让我们想起了彼得·帕金斯基的第二条原则：允许失败存在。一般来说，进行大量的小型试验、变异和选择，意味着只有一部分试验能够经得住考验。但是在紧耦合体系中，一个试验的失败会危及其余部分。对机构成功松耦合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希思罗机场的债务清算人准备大展身手时，我们就别想让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了。”约翰·凯伊如是说。这句话正是托尼·洛马斯的团队试图整顿混乱局面时，雷曼兄弟银行交易的真实写照，凯伊想为以后寻找一种更明智的问题解决体系，他想得很对。他的方法和当前盛行的监管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的监管观念在无意中鼓励银行向更大、更复杂的方向演变，还助长了资产负债表外融资欺骗行为。我不确定凯伊的答案是否正确，但是常态意外理论表明他确实提出了正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