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经营工艺品和纺织品的连锁公司乔-安纺织品公司（Jo-Ann Fabrics）面向顾客开展了一次惊喜促销活动。这次促销既没有让人惊喜的创意也不是让人惊喜地慷慨，事实上促销手段很没劲儿：买第二台缝纫机时打8折。谁还想买两台缝纫机呢？但是这次促销却惊人的成功。消费者发现每台缝纫机能省10%的钱，于是就有了购买的欲望，他们开始四处寻找想买缝纫机的朋友。简而言之，这种古怪的打折法无意中变成了招募业余销售员的手段。
比这种促销方法更有趣的是其发现过程。乔–安纺织品公司把自己的网站JoAnn当成了资料库，通过电脑随机向不同顾客自动显示不同的网站设计和不同的优惠力度。乔-安公司做好了准备，即便很多种优惠方式行不通，公司也能承受得起，这种做法恰恰符合帕金斯基原则中的前两条。在这个随机过程中，公司发现了很多看似不可行的成功促销手法，“缝纫机大买家”的促销方式就是其中之一，经过网络的随机试验，公司平均在每位访客身上获得的收益是原来的3倍多。
伊恩·艾瑞斯（Ian Ayres）在著作《超级数字天才》（Super Cruncher）中分析，类似乔-安公司的例子日益普遍。提供信用卡的机构一直在利用垃圾邮件进行组合试验，即通过一层层叠加随机广告产生大量数据，这种组合试验比人们之前领教过的随机试验动力更为强劲。试验的结果用来完善邮件广告、吸引更多顾客。以前，这种试验需要数据专家和前沿的计算机技术，现在却很容易在网上进行。谁都能从Google Adwords上购买一两个广告位，看看哪种更有效。伊恩·艾瑞斯正是用它选择了“Super cruncher”作书名，而不是自己最喜欢的“The End of Intuition”。如果是更大的项目，还会有专业人士鼎力相助，将组合试验的功效发挥到极致。
这些试验不仅局限于网络。超市也可以进行，它们可以随机调整商品卖价、货架位置、提供给会员的宣传单或者在当地报纸上的广告设计。日新月异的消费品公司则在主打品牌的包装上做文章。出版社有时会提供杂志或书籍的不同封面，看看哪种销量更好。
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很多公司默默地进行了大量的试验。1887年，被誉为“门洛帕克的奇才”（Wizard of Menlo Park）的托马斯·爱迪生在距离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市几千米远的地方建了一些大型实验室，把试验法推进到了系统化和工业化的程度。他为自己的“发明工厂”雇用了几千名员工，确保储物间原料充足，合理规划实验室，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进行最多的试验。作为工业研究之父，爱迪生有句名言广为流传：“如果发现1万种材料都不起作用，我也不算失败。我更不会灰心，因为每抛弃一种没用的材料都是一种进步。”他还直白地评论试错法的这种工业化操作：“成功的真正标准是在24小时里最多能做多少试验。”
由于引进了廉价的超级电脑和其他系统试验技术，现在可做的试验数目可以是几十、几百，甚至几万个。制药公司采用组合化学方式从异常多的可能药品中搜索新药品：几千种不同的化合物或者在一个单独的硅片上进行合成，或者粘在粒状聚合物表面进行混合和进一步合成，或者在无人干预的机器人实验室里进行批量合成。然后对产生的混合物进行平行检验，回答两个简单却重要的问题：这些化合物有毒吗？人体能吸收它们吗？硅片制造商在虚拟环境中设计定制硅片，再通过试验进行测试和改良。电脑运算速度越快，设计和检验新电脑硅片的速度就越快。汽车空气动力学研究、汽车撞击时安全状况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同样的过程。这些大规模平行试验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当问题的复杂性达到一定水平时，速度惊人的系统试错过程远比正儿八经的理论更为有效。
在第3章里，我们看到医学领域和援助贫困发展领域的随机试验让一些人深感不安，商业领域也是如此。几年前，一家消费品公司找到杜克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的营销学教授丹·艾瑞里（Dan Ariely），向他咨询如何在顾客中进行试验。这是一个明显的改变：《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一炮打响，艾瑞里因此成为知名度最高的行为经济学家。艾瑞里一直用试验来发展、检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观念，例如“免费”并非一分钱不要，尽管“买一赠一”和“买两件、打对折”同样实惠但给人不同的感觉。如果把这种独到见解运用到现实社会中，可能会让这些公司受益匪浅，也能让艾瑞里利用此次合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搜集大量资料。
起初一切顺利。试验准备就绪，即将在大量网站上推出各不相同的优惠组合方式，此时公司的一些高管们却提出质疑，他们的理由是：有些消费者将得不到好处。这种看法和其他领域对随机试验经久不衰的控诉如出一辙。“因为我们推出的优惠力度不同”，艾瑞里解释了他们为何担心，“有些顾客可能买到不那么理想的商品，或者花了更多的钱，或者交易不如其他人的合算。”从某些角度看，这些高管的担忧比我们在第4章驳斥的那些理由更说得过去。反对随机试验的两种主要看法是：
◎ 要在试验主体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下接近他们；
◎ 试验要让社会上更多人受益。
但是这两个反对意见不适用于商业领域。首先，你不能告诉消费者：之所以不给他们优惠，是因为公司想知道给其他的消费者一定折扣会有什么影响；其次，设计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让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消费者未必是获益人。
不过，真想打消这些顾虑也不是没有办法。如果零售商只是想检验一定的折扣能否增加销量、带来收益，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补偿试验中用全价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在他们决定购买后，同样给他们折扣，要么马上打折，要么在试验结束后给予现金返还。
最后，高管们还是决定改用他们觉得更自在的方式：让艾瑞里直接告诉他们最好的营销手段。这就是阿奇·柯奇拉所说的上帝情结，在这里，艾瑞里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但是艾瑞里觉得操控得当的试验得出的才是真理，自己的专业意见不如它有分量。“公司耗费巨资，从那些过分相信自己直觉的顾问那里寻找答案。”这个现实让他非常惊讶，项目就此结束。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试错法则
尽管遭遇过重重挫折，爱迪生推崇的常规试验法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这种方法比20%的自由时间及自下而上的管理方法更让人放心：它不像它们那样不受约束，不会对公司现有的权力结构构成威胁，也不怎么威胁现状。
当试验变成了常规做法时，沃尔玛、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 One）这样的公司就可以在总部处理大量信息，公司的等级管理结构就会毫发无损。相反，为公司员工创造空间、让员工齐心协力创立引领市场的吉他琴弦品牌这种事情，尽管事后看来让人大呼过瘾，但事到临头时，多数公司都会觉得坐立不安。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很少有公司真正效仿戈尔公司的做法，其中必有原因。尽管戈尔公司、谷歌已经激进到了这种程度，但有些研究公司的学者还是认为它们的方法可能依然不够彻底，无法应对真正的颠覆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