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答案就在于建立外在的试验机构，相当于演艺界的臭鼬工厂，创造试验的空间，让失败具有引导性和可挽回性。正如萨普在著作《创意是一种习惯》（The Creative Habit）中所写：“如果你独自在家，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失败了，这才是最棒的失败。私下的失败最了不起。”确实这样，你可以在毫不尴尬的情况下从中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失败也算不错：在有限的观众面前当众失败。新排演的舞剧如果要失败，最好赶在百老汇上演前，这样还有机会在登上大舞台前恢复元气。
把“适应”的理念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愿意失败。泰拉·萨普说得很有道理，私下里每天经历点失败不无好处。她早上5：30起床，要么一个人即兴构思舞步，绞尽脑汁地寻找新点子，要么和一位年轻的舞蹈演员共同即兴创作。她把这些即兴之作拍下来，3个小时的舞蹈中如果能找出30秒的可用素材她就会开心不已。“爵士音乐家为了找几个有趣的音符会即兴演奏上一小时，编舞人也一样，她会花一个小时找几个有趣的舞蹈动作……灵感要么迟迟不来，要么倏忽即逝。”下一步就是寻找允许失败随时存在的相对安全空间：新作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时，她不是直接把它带到百老汇，因为一旦在这里遭到批评就很难东山再起，相反，她采用的方法为演出不能如愿以偿获得成功留下了通融空间。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试错法则
萨普的方法和彼得·帕金斯基原则不谋而合：首先，尝试新事物；其次，在允许失败存在的环境中进行尝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面对失败。人类大脑有几个怪异的特点，经常妨碍人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而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功，萨普避开了这几个特点。
大脑的一个怪异特点导致人们否认错误。因为它，詹姆斯·克罗斯比爵士没有接受保罗·穆尔对银行的恰当批评而解雇了他；因为它，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禁止高级军官使用“叛军”这个恰当的词汇。似乎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且改正错误。泰拉·萨普对原因进行了完美的解释：因为这样做要求你“挑战自己安排的现状”。
《破浪而出》在芝加哥招致恶评不断时，萨普已经61岁，她在业界的地位无人质疑，还与众多大腕进行过合作：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大卫·拜恩（David Bryne）、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像她这种水平的大师本来可以轻松地站出来反诘评论家的批评，拒绝修改自己的作品，最终迫使投资人撤回投资，让那些年轻舞蹈家的职业生涯遭受重创，而自己至死还坚信全世界的人都误解了自己的杰作。
为什么会有否认错误的这种天性呢？心理学的一个广为人知的词可以揭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描述了人类大脑在同时拥有两种明显矛盾的想法时的困境。在萨普的例子中，“我是一个有才能、有经验又受人尊敬的编舞大师”与“我最新作品的陈词滥调令人瞠目结舌”共存。半个世纪前，一次设计巧妙的实验室试验第一次发现了这种古怪的现象。
A D A P T
试错实验
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和詹姆斯·卡尔史密斯（James Carlsmith）要求被试完成一项乏味的任务：用一只手把线轴放进托盘再拿出来，如此反复半个小时。
两人说了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借口，然后给1/3的被试每人1美元，即使在1959年这也不是笔巨款，大约只是一小时工作的报酬，让他们告诉下一个被试往托盘上堆线轴有多好玩，而“下一个被试”实际上是一个假扮的被试。两人又给另外1/3的被试每人20美元，大约是一个星期的报酬，让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剩余的1/3被试直接做问卷调查，回答玩得是否开心，当然所有的被试最后都要做这个问卷。
不出所料，多数人都说他们不开心。但是有个非常奇怪的例外现象：那些被告知为打消陌生人的疑虑，而告诉陌生人自己很喜欢这个游戏的被试，以及那些为此只拿了1美元报酬的被试，更有可能告诉试验者自己喜欢这个游戏。无意识的认知过程似乎是：“我在没有多少刺激因素的情况下，告诉一个陌生人我玩得很开心，这与我不觉得游戏好玩是矛盾的。因此，我想我肯定是玩得很开心。对吗？”那些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似乎他们心里区分得更加清楚：“嘿，要是报酬不错，何不说个善意的谎话呢？”
否认错误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庭因为认可DNA证据而导致很多显然有理有据的判决被推翻后一些律师的反应。你可以想象一下迈克尔·麦克杜格尔（Michael McDougal）的反应。麦克杜格尔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原告律师，当年罗伊·克瑞纳（Roy Criner）被判犯了奸杀罪，但后来的证据表明，受害人体内的精液不是他的。面对这个证据，麦克杜格尔会有什么反应呢？他接受了这项证据，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拒绝接受其中的隐含之意，他说：“这意味着受害人体内的精子不是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强奸并杀害受害人。”得克萨斯州上诉法庭的首席法官沙伦·凯勒（Sharon Keller）指出，克瑞纳可能在实施犯罪时戴着安全套。
这种否认并非个例。如果受害人体内精液的DNA与已定罪的人不一致，而受害人只有8岁怎么办？很简单。或许她是一个生活糜烂的8岁孩子；说不定她11岁的姐姐生活糜烂还穿过妹妹的内裤；或许女孩的父亲在她们的内裤上进行过手淫；或许已定罪的人是拥有两种不同DNA结构的异种生物（在医学历史上只有30例类似记录）。这些都是蒙大拿州的首席检察官迈克尔·麦格拉思（Michael McGrath）在一个强奸案被翻案时提出的假设。类似的事情还在发生。吉米·雷·布鲁姆格尔德（Jimmy Ray Bromgard）因强奸幼女获罪，但后来DNA证据表明他是无辜的，一举推翻了之前对他的判决，可他已经坐了5年的牢。
对一个原告律师而言，错误地给人定了罪这个想法让人坐立难安。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奥夫什（Richard Ofshe）说，这是“人犯的最糟糕的专业错误，就像外科医生给病人截错了肢”。当然，解决这种明显矛盾的正确方式是相信“我是个好人，也是经验丰富的律师，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是，既然人类大脑对“我说自己喜欢堆线轴时，其实撒了个小谎”这样明显的含义都不能把握，要做到这点就更难了。萨普谈到自己的首场演出时说：“我没有把自己渲染成一颗明星。以前我总是以为自己是一颗明星，现在我想成为银河。”对萨普而言，她肯定特别想要压制“我是明星”与“我的新作滑稽可笑”之间的紧张关系。
大脑为我们设下的另一个陷阱，是让人们为了赶走失败而追逐损失。再回想一下《一掷千金》节目中不幸的参赛选手弗兰克：抛弃了装着50万欧元的箱子后，他进一步拒绝了“银行家”给出的更合理的价码，最终几乎两手空空。用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话说就是：全部原因都在于他没能“坦然接受损失”。
人们难以忍受也难以做到坦然接受损失，萨普也不例外。1969年，她与艺术家鲍勃·于奥（Bob Huot）坠入爱河。于奥想要结婚生子，而她却一心扑在舞蹈上。但后来萨普还是怀孕了，接着她去一个小巷子里堕了胎，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给她堕胎的人连麻药都没用，还把大出血的她丢到新泽西的冰激凌店里。她在自传中写道：“这次经历一直让我难以忘怀。我甚至怀疑，为了实现自己的专业和艺术抱负，付出这样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接下来萨普开始追逐损失：她还是嫁给了鲍勃·于奥。只有在事后回想时，她才意识到当时结婚的动机：“鲍勃和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结婚会证明我们的爱，并再次巩固我们的关系。”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4年。
30年后，萨普不再追逐自己的损失。可能她也禁不住想过要维持《破浪而出》的原状不变，自欺欺人地认为纽约的评论家可能更有眼光，或纽约观众会更喜欢这部作品。但是，她还是坦然地接受了损失，立即着手争取评论家和观众好评的艰苦工作。
我们可以借用一个词来描述萨普避开的最后一个危险：享乐编辑（hedonic editing）。发明这个词的是《助推》（Nudge）一书的作者，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否认错误就是拒绝承认错误的过程，追逐损失是试图匆忙清除错误时导致更多损失的过程，而享乐编辑就是说服自己所犯的错误无关紧要的更微妙过程。
运用享乐编辑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损失和收获捆绑到一起，就像一个孩子在试图吃下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健康食品时，会把它与好吃的东西搅和在一起，直到搅得分不清彼此、口感不错为止那样。再想想职场中最可信的工具“表扬三明治”。“表扬三明治”就是把批评夹在两个动听的赞扬中间，“我觉得这个很出色，如果你能……就更好了。但总的来说，还是我前面所说，这个非常出色”。实际上中间那部分省略号表示的意见才是重要的反馈信息。这种方法很好，能防止与你共事的人疏远你，但是夹在表扬之间的批评可能在洋洋洒洒的铺陈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说“很好，但是你需要修改……”时，我若听成“总体上很好”会感觉更好，但这样我并不会变得更好。
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心理过程：简单地把我们的失败重新解释为成功，这种心理也妨碍着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说服自己：根本没那么糟糕，其实一切都会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泰拉·萨普本可以这么认为：我打造的是具有重要艺术影响的作品，而不是面向大众的商业作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评论家的不理解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她本可以找到一些喜欢这部作品的观众，然后说服自己这些观众独具慧眼，应该更在意他们的评论。
为了证明人类大脑的这种倾向有多强烈，一支研究团队进行了一次实验，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也是队员之一。研究人员给被试展示了莫奈的6幅画作印刷品，有《睡莲》《雾中的国会大厦》《谷堆》等，让他们按照喜欢程度给这6幅画排列顺序。然后，研究人员又让被试从“碰巧”拿到的两幅多余的画中选择一幅，这两幅多余的画就是实验中排在中间的那两幅，即第3幅和第4幅。被试自然挑选第3幅，因为他们刚刚把这幅画排在第4幅前面。
后来，研究人员再次把这6幅画拿来，让被试重新给它们排序。排序改变了：被试早先选的那幅画排名更靠前，成了第1名或第2名；更让人惊奇的是，之前没选的那幅画排名落到了第5名或者第6名。吉尔伯特开玩笑说，这是幸福被合成了……“我拿到的这幅画实际上比我之前想的要好！我没选的那幅差得不能再差了！”我们系统性地重新解释了自己先前的决定，认为它比实际上更好。
可能这听起来让人很惊讶，但其实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心理学家一直在观察、测量这种趋势。真正让人震惊的是，这次实验中的被试都是严重顺行性遗忘症患者，他们完全不能形成新记忆。吉尔伯特和同事们不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再把那两幅画拿给他们看，而是30分钟后就让他们看，此时，这些不幸的被试已经什么也记不得了。他们根本就回想不起曾经看过莫奈的画，但是对刚选的画有着强烈的偏好，尽管他们不记得自己曾经选过这幅画。我们会本能地重新解释过去的决定，并认为这种决定效果极佳，而且这种本能根深蒂固。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试错法则
“从错误中学习”这个建议由来已久，但是有3个障碍让我们无视这个箴言，它们是：（1）否认错误，因为自我价值感作祟，我们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2）自我毁灭行为，就像游戏选手弗兰克一样，我们试图弥补损失，结果加深了损失，泰拉·萨普要嫁给鲍勃·于奥时也是如此；（3）在丹尼尔·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泰勒勾绘的这种乐观方法的影响下，我们把过去的错误记成了成功，或者把失败和成功搅在一起。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