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凯伊的作品《市场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Markets）对本书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用“有序的多元化”（disciplined pluralism）一词来描述市场的功能：探索新方法，但要毫不留情地摈弃失败的方法，不管它是全新的方法还是沿袭了几百年的老办法。尽管凯伊没有宣扬这种主张，但“有序的多元化”也应该成为成功、充实的人生的信条。
多元化很重要，因为没有新体验的生活没有存在的价值。但秩序也很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生看成是在一系列随机而生的全新感受中进行的迷幻旅程。有时，我们必须把身心放在那些有用的事情上：我们要决定是否保留已经坚持很久的爱好，决定是该写小说、为夜校文凭奋斗还是该结婚。有时，我们还需要打破承诺，搞清楚值不值得为那个糟糕的工作和糟糕的男朋友耗费那么多时间，这一点同样重要。
请回想一下前言提到的适应性景观，这片不断变换的辽阔地形中有失败的沟壑，也有成功的高山。进化则迈着随机组合的大跨步和小碎步在这片地形进行探索。大跨步往往会踏进沟底，有时也会踩到新崛起的山脉的丘陵；小碎步会越走越高，但也许只是爬到了小土丘的顶上。
在生活中，我们往往只注意并崇拜那些大跨步的人：退休护士志愿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被派驻到刚果；办公室的同事倾家荡产购置了撒丁岛（Sardinia）乡下的一个小橄榄园。在创造艺术领域，我们也爱赞扬那些空前绝后的作品诞生的时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艾略特的《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或甲壳虫乐队的专辑《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经济学家大卫·格兰森（David Galenson）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格兰森研究了创造性的周期，搜集了艺术家、建筑师、诗人、歌曲作者及其他人创造代表作品的时间数据。人们往往认为创造性天才就是早慧的年轻才俊，格兰森确实发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很多相反的例子。有些艺术家推动着艺术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如毕加索、艾略特；有些艺术家则在试探性的试验中稳步前进，如71岁时创作出最伟大的绘画作品的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和50岁后写出最脍炙人口的诗作的罗伯特·弗罗斯特。格兰森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因为就在毕加索和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鲍勃·迪伦（Bob Dylan）等人在一个个制高点上大步飞跃时，还有一些人在缓慢而坚定地完善着自己的作品。
无论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多数人都应该尝试把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他在一个又一个山脚不断徘徊，惊叹于山峰的新高度，但总是不等爬过一个山麓就被其他山峰吸引甚至干脆丧失了勇气；我们也认识这样的人：他花了几年的时间试图征服自己遇到的第一个高峰，过程艰苦缓慢又了无生气，而两者间的平衡很难维持。
对很多人而言，大学就是大跨步前进的时刻，这里有相对安全的空间和恰当的时间，可以放心进行试验：体验两性的奥妙、了解各种思想、尝试自我定位。还有哪个世界像纳新期间的大学社团一样机会无限、振奋人心？新生可以参加工业协会、自由论者协会、表演俱乐部、巴哈伊社团（Baha'i association）甚至漂流木棍比赛俱乐部（Poohsticks Society）。他们自始至终都明白：只要不搞什么伤风败俗的活动、政治性运动或把漂流木棍比赛搞得太过分，他们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培养有用的资质，顺利毕业。没有哪种试验比这更安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我们要和一群固定的同事终日相处，学习一套专门的技术，踏上特定的职业道路。最初几个星期里，我们不是张开怀抱迎接众多的选择，而是拒绝选择、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尽管刚走上工作岗位和刚踏进大学校门看上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结识新朋友、了解新环境、掌握新技能，但是两者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最受人崇拜、最被人羡慕的谷歌公司刻意模仿斯坦福大学无拘无束的试验生活，也许此举并非巧合。
但多数公司都不是谷歌。工作中，再也体会不到刚进入大学这个充满无限可能、可以放心试验的世界时的那种兴奋。不过我们不应该灰心，总有新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忠于职守是一码事，不必要地束缚自己是另一码事。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更羞于进行试验，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一个真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接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适应的理念，就是要接受生活中总会不断遭遇失败这个事实。所以，应该再次重申为什么那么多试验以失败告终，但还是值得继续试验。因为纠正错误的过程比让错误自己毁灭更加有益身心，尽管真的面临错误时，我们的感觉恰恰相反。一个成功的试验可以成就雷金纳德的喷火战斗机或麦克马斯特在伊拉克的反叛军政策，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同样，一个失败的试验并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只要我们不一味地否认错误或追逐损失就行。重要的是要勇于尝试新事物、不断适应、直到最后有所回报，泰拉·萨普的托尼奖就是一个明证。
试验的过程可能会让人担惊受怕。我们不断地犯错，不知道方法是否正确。人要是察觉自己的根本想法不正确，内心就会极度不安，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在佳作《我们为什么会犯错》（Being Wrong）中描述了这种状态，她把这种状态比作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曼哈顿中心迷了路。其实试验不必都是如此。就在我读到舒尔茨这段文字的那一天，我3岁的女儿在伦敦市中心走丢了。她走丢的地方在泰晤士河南岸，幸亏那里禁止汽车通行，否则就会和时代广场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可她根本没把走丢了当回事儿：她跑出咖啡厅的门，开始玩捉迷藏。有人告诉急疯了的孩子家人，他们曾看到她悠闲地沿着泰晤士河散步，她时而在街边的公共设施上玩耍，时而藏到长椅后面，时而蹦蹦跳跳，时而盯着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仔细研究。似乎在这走丢的10分钟里，她有十足的把握会找到家人，家人也会找到她。
成功适应需要的就是这种安全感，内心要深信自己能够承受失败的代价。有时这真的需要勇气，有时却只需要像迷路的3岁孩子一样乐观地自我欺骗。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的是拿失败去冒险的意愿。如果没有这种意愿，我们永远也没法取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