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一听新闻，我们就知道，无论当下还是未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麻烦。我们既听到遥远的异国人民贫病交加，也听到身边的街坊邻居入不敷出。我们既听到肥胖问题，也听到饥饿问题。既有洪水，也有旱灾。既有暴雨，也有火灾。我们既听到公司在创造就业岗位，听到神奇的创新，我们也听到环境灾难、社会不公和民主不彰。然后，我们把咖啡洒了（或者是孩子打翻的），我们得换一件衬衫赶去上班——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考虑到孩子的未来，孩子的孩子的未来，乃至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未来，我们都得操心一大堆的事情。这些事情彼此纠缠，好似一团乱麻。有人把这些事情笼统地称之为“社会公正”、“公共安全”、“可持续发展”或者“公共健康”。可是，这些词全都过于抽象。如果静下心来仔细考虑这些事情，我们就会问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发现，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在各种问题的性质和解决方式上极度缺乏共识。
什么问题最紧迫？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要政府还是要市场？我们的意见不一致。科学、《圣经》以及其他探寻真理的方式，哪个更接近真理？我们的看法也不统一。甚至于，在如何认识现状方面，我们常常都无法取得共识，更别提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以及如何实现了。在新闻里，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分歧和僵局。联想我们的社区和组织，同样的事情也司空见惯。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做才能打破僵局，达成一致呢？
也许，我们需要从每个人开始，一步一步地建设共识。然而我们也担心：“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件事吗？”问题已经非常紧迫了。
也许，我们应该去说服关键的决策者，也就是那些身居高位、能够立即扭转乾坤的人。
也许，我们应该召集志同道合的人，激发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投票，去捐助，去抵制，去负责任地消费，去请愿，去与他们的企业负责人或政治代表人谈话。
以上的所有行动路径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需要与人对话。
沟通的力量
凯撒·查维斯（Cesar Chavez）原本是一名流动农场工人，后来却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民权活动家。有一名学生曾经问他是怎么组织运动的。凯撒回答说：“我先跟一个人谈话，然后再跟另一个人谈话。”“不，你是怎么组织运动的？”这名学生坚持问道。凯撒再一次回答：“我先跟一个人谈话，然后再跟另一个人谈话。”
通过与我们生活当中的人谈话，我们能动员他们一起建设我们想要的生活。这些人在我们的家里，在街坊四邻，在我们的企业里，在市场里。在他们当中，有些人与我们志同道合，我们要动员他们一起行动。有些人并不关心我们所热心的事物，我们要激发他们的兴趣。有些人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要跟他们解释，说服他们改变。要想发挥沟通的力量，我们就得认真把握所有这些机会。
有时候，有人会怀疑这样的做法。他们会说：“我们怎么可能通过面对面的谈话来解决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呢，比如说社会不公和气候变化？”“或许，你是一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你说话有分量，但是我说话不管用。”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就可以看看梅利莎·吉尔德斯利夫（Melissa Gildersleeve）和她母亲乔伊丝·拉瓦列（Joyce LaValle）的谈话，后者是美国英特飞地毯公司（Interface）的一名区域销售经理。
乔伊丝记得，有一天，在沃伦威尔逊学院（Warren Wilson College）读大学的梅利莎回到了家里：
我逛完超市回家，拎着他们刚刚开始提供的塑料袋。我对梅利莎说：“这多方便，是不是？我能把它们挽在胳膊上，一次拎好几个。这创意真不错。”然而，梅利莎却并不这么看。她说：“确实不错，只是，你这么说显然没有考虑我的未来。”听了这话，我猛然醒悟了过来。我没有想到……塑料袋……是由什么材料做的，它们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们不会因为你把它们丢进垃圾箱就降解掉。随后，我开始跟梅利莎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在她读保罗·霍肯（Paul Hawken）写的《商业生态学》（The Ecology of Commerce）的时候，梅利莎说：“你看看这本书吧。你知道吗，妈咪，我在考虑垃圾填埋场的事情，我想去那里看看……你得知道，在垃圾填埋场里，地毯得多么占地方。而且它们还降解不了。”我又一次猛然醒悟。这件事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地毯对环境产生了副作用。她把书发给我，然后说：“读读它，理解它的意思，而且一定要让英特飞公司理解这本书。”她知道我在英特飞工作，她觉得我能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或者至少也能把这件事提出来。
乔伊丝不确定她能对垃圾填埋场里的那些地毯做些什么，因为公司里没有人谈论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她认识销售副总裁，后者能接触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安德森（Ray Anderson）。乔伊丝把霍肯的书寄给了销售副总裁，请他把书放在雷那通常都相当整洁的办公桌上。
雷读了这本书，在自己的“索取—制造—废弃”的商业模式中看出了问题。结果，他成了最早也最热切关注环境的一批公司领导者之一。雷·安德森在公司的文章、讲话和行动在整体上推动了可持续商业的发展。
乔伊丝说：“我只是在努力做我答应了梅利莎的事情。我没有指望这么做能带来多大的改变。”我们很少能知道我们的谈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即便我们最终知道了，时间恐怕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想成为力图实现某一社会变革的行动者或者组织者。你可能只想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做出努力，比如在你家里或是在你的团队里倡导某些行为或习惯，以此来让他人过上更健康、更负责任的生活。你也可能只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身体力行。但是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以上的所有行动路径仍然需要谈话和沟通。你得向公司同事或者家庭成员说明你在做什么。你得从他人那里寻求道义上的支持。你也想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分享出来，以此来鼓励他人。只有通过有效的方式来进行这些谈话，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需要和自己谈话。
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会讨论所有这些谈话都应当怎样进行。这些谈话所指向的是即将来临的、我们理想中的未来。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避免或者中途放弃这样的谈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做只是徒劳。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政见不同而唇枪舌剑，白白断送一顿温馨的晚餐。于是你认识到，有些话题争议较大，不适合谈论。有时候，我们想跟我们的同事、邻居、配偶、父母或者妯娌讨论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事情，可我们却担心这么做只是白费力气。我们经常听到下面的话，也经常表达类似的意思：“这就是我不在亲人聚会的场合谈论政治的原因。”“这就是我不跟同事谈论价值观的原因。”当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会保护自己免遭挫折。
讽刺的是，我们那些政见不一的亲戚、朋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无论我们喜欢听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格伦·贝克（Glenn Beck），还是喜欢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民主此刻”（Democracy Now！），对面阵营里的人们总是显得荒谬可笑，不可理喻。
根据我们的经验，出现分歧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想法有多么左或是多么右。它只是双方的价值观不同，所以导致正常的沟通和谈话无法进行下去。
即便是我们自己的企业当中也存在很多小群体，有的更关注社会影响，有的更关注投资回报。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展开谈话，结果就往往不会令我们满意。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干脆彻底避开这样的谈话。无论谈崩，还是完全避免这样的谈话，结局都是一样。我们被困在一处，只能跟已经认同我们想法的人交流。这就像是“对唱诗班传教”，白费口舌。
遇到情势紧迫的重大问题，这么做就远远不够了。我们不能仅靠与主张社会公正的人沟通来解决贫困和人权问题。我们不能仅靠联合坚定的环保主义者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栖息地丧失和水污染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也不能只靠与关注公共健康的人士交流来解决肥胖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出巨大的改变——从个人新习惯的养成到开拓创新，再到公共政策的转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支持者来推动，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支持者则要少得多。而且，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想要在这种有可能促成真正转变的谈话中充分地表达我们的价值观，这似乎非常困难。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更多这样的可能性。只要运用沟通的力量，我们就能打破僵局，化分歧为实现目标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