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们在第1章里提到过的那位身为流动农场工人的民权活动家凯撒·查维斯吗？他的组织是通过他跟一个又一个人的对话建立起来的。在他的启发下，我们的这本书也把关注点放在了人与人的直接对话上，以此来帮助你去接触一个又一个与你见解不同的人。
从根本上说，捷径是不存在的。不改变个人层面的对话，集体层面的对话就无从改变。不过，就像我们即将见到的那样，改变个人层面的对话也会为你改变更大范围的对话做好准备。你可以借助这本书里提供的各种工具扩大自己探究和影响的范围。
在2015年举行的一场绿色商业大会上，加布里埃尔分享了他在家里回收利用垃圾的故事。一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一名总监说：“我们也面对好几万名员工做了一次类似的沟通。”加布里埃尔问效果如何。对方回答：“嗯，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当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就纸板回收里的油布污染问题做了沟通以后，污染反而增加了。我们有这方面的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在进行这样的沟通。我们的电子邮件似乎妨碍了成千上万的员工去做他们原本可能乐意去做的事情。我已经给我们的团队安排了一次会议，我们打算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还记得第6章里劳拉和她的朋友尼克的故事吗？她是怎么做到勇敢而真诚地进行那次关于气候变化的谈话的？下面是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
2015年，我在印第安纳州政府进行了我的暑期实习。在此期间，我有机会见到了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他当时还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他在他的办公室为州长公共服务暑期实习计划的大约30名实习生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多年以来，彭斯州长一直坚决反对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的清洁能源计划，而且他在支持环保这件事上并不出名。放在过去，我会避免跟他对话。我甚至很可能不会去参加那场招待会，因为我心里想的是“花那个时间不值得”，或者“我很可能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无论我与他对话还是不与他对话，当时那种消极的状态只会产生消极的结果。
有了我跟尼克对话的经验，我就拿出了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状态参加了招待会。我问了彭斯一个问题，问的是印第安纳州的环境事务在未来的发展前景。然而他反过来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于是告诉他，我正在攻读公共政策和环境科学方面的硕士学位，因为我立志保护人类和环境的健康。我介绍了一个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印第安纳州的环保项目。这个项目为小企业了解当地复杂的环境法规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服务，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保障环境健康。
让我和其他实习生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听了我的话，彭斯随即给我们做了一场即兴的演说。他不仅描述了印第安纳州美丽的自然风光，也从州政府的高度强调了环境管理的重要性。这是我听彭斯做过的最重视环境保护的演讲，而听众则是未来极有可能制定重要政策的一群人。
一年后，当时还是州长的彭斯穿梭于全国各地，竞选唐纳德·特朗普的副总统。第一次总统辩论提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过后，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发表了一则声明，说特朗普“不认为全球暖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这周稍后，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的一次采访当中，克里斯·科莫（Chris Cuomo）问彭斯，特朗普对全球暖化持什么样的立场。他回答说：“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人类活动，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类活动都对环境和气候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我被他的回答惊呆了，这直接否认了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核心政策立场。我无法知道，我们在实习生招待会上的对话有没有对这一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也无法知道，那次对话对彭斯个人的信念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只要想到那天我决定参会，并且进行了那次艰难的对话，我就感到无比欣慰。
从身边做起。你跟身边的人谈得多了，你就会学会如何去打开更大范围的对话。你会更有自信，同时发现你可以分享给他人的新途径。或许，你能为你所推动的事业创造出一整套表达方式，就像约翰为慧与科技所做的那样。或许，你能推动整个行业发生变革，就像梅利莎和乔伊丝在英特飞地毯公司所做的那样。你要知道，有的人，或许只有你才能接触得到，这个人可能会在下一次选举中投票，也可能有一天走上重要的岗位。你不必烦恼应该从哪里开始练习。先跟一个人谈话，然后再跟另一个人谈话，如此而已。
识别集体中的核心压力与陷阱
不过有些时候，你或许想要后退一步，从集体的层面看待谈话。
如果很多人群或行动组织都落入陷阱，结果会发生什么？如果在我们的行动组织里，人们能整体性地抛弃诱饵，重新激活过去的谈话，并且能用新的方式接受双方的价值冲突，那么我们有可能实现什么样的结果？新的对话是什么样子？他人会如何看待我们？什么样的结果将可能成为现实？
我们的目标是携手找到冲出分歧和僵局的通道。正如我们的陷阱和冲突可以传染和超出我们自身一样，我们的通道也是如此。一条通道能把我们从一组特定的个人对话引向集体对话（个人对话的积累使集体对话成为可能），最后创造出丰硕的集体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结果，我们将在更大的范围里运用这本书里的工具——识别核心压力和陷阱，努力接受和转变它们，以及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去创造新的对话。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以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经验和我们对我们所熟悉的冲突和陷阱的反思为基础来展开讨论。不过，我们的目的只是通过我们的例子来说明其他社会行动和对话。我们已经见到了他人在其他领域的经验。有人追求社会公平，例如教育和刑事司法改革。有人追求公共健康和安全，例如医疗改革，以及控烟、控制肥胖和控制枪支暴力。所有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社会行动的领导者和所有不打破分歧和僵局就无法成功的领导者，都可以借鉴我们在这一章里介绍的做法。
压力与陷阱无所不在
把“陷阱与冲突”的视角从个人谈话迁移到整个行动的层面，这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来想一想，当我们集合了一大群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人和组织的时候，结果会发生什么。下面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在与一系列核心冲突斗争：
·我们关心此刻似乎大大受惠于包容性增长的我们自身和穷人。但是，我们也关心我们的（以及穷人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利益可能会被今天破坏环境的发展所损害。
·我们关心受压迫的人民和种族，我们想通过标准、规则和法律来保护他们。但是，我们也想拥有作为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自我决策的自由。
·我们想要减少消费，只购买对社会和环境危害较小的产品和服务。但是，我们也想得到我们社会当中的任何人都会期待的同等水平的性能和服务水平（舒适、力量和速度等等）。
·我们想要乐观看待人类心智和善良的潜力来创造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公和环境恶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同时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
通过与其他群体、行动组织和集体对话中的个人交流，我们得知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在医疗改革领域，我们常常听到深思熟虑的实践者说，一方面，他们想要为他们面前的患者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以一种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全社会健康结果的方式分配时间、金钱和其他资源（即便这样做意味着要对眼前的患者有所保留）。这一冲突会弥散到组织内的不同群体当中，导致摩擦和争吵，例如在一线医疗服务提供者和财务主管之间。
在追求社会公正的行动里，行动者努力追求代表性。追求刑事司法改革的组织里要有拥有被监禁经历的个体和手握权力的有色族群个体，这么做既能确保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能直接赋予组织话语权。但是与此同时，谁也不能保证这些直接相关的人就有有效的策略来实现改变。而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白人律师和顾问却往往能更容易地筹集资金，并且与其他精英建立合作关系。结果，把代表性做到极致的组织可能会被认为不具备引发系统性变革的能力。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把行动的有效性放在第一位的组织或许会认为自己必须放弃一部分代表性来雇用拥有特权阶层背景的人士。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从草根群体迎来一片对自身合法性的批评——“那些人不会为我们说话。”
摩擦发生在目标互补或一致的人们中间，结果可能会减弱每个人的力量以及整体的影响力。问题的核心或者是代表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个人健康和整体健康之间的冲突，或者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然而，我们需要建立既有代表性，又能有效实现变革的组织和联合体。我们需要能够汇集边缘群体和特权群体的独特能力的策略。我们通过关心每一个个体来增进整体的健康。我们需要立足于当前现实的有远见的做法。
我们的行动深处存在核心冲突。往好的方面说，这些冲突能激发我们学习和创新。它们赋予我们意义和使命感。它们激发沟通，推动我们去寻找前行的通道。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任由这些冲突转变成为我们内部的、组织之间的，或者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的分歧。这些冲突成了无奈顺从、玩世不恭、灰心失望和心力交瘁的根源。它们在外部制造分歧，在内部制造暗斗。它们成为我们的陷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