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基地组织信使、巴基斯坦人易卜拉欣·赛义德·艾哈迈德（Ibrahim Saeed Ahmed）——亦使用“科威特”（al-Kuwaiti）等化名——从贫瘠的山谷城市白沙瓦驱车东行两个小时，进入阿伯塔巴德市所在的萨班山区。鉴于他与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基地组织其他重要头目之间的关系，“科威特”多年来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重点关注的人物。一名为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的巴基斯坦线人在白沙瓦发现了“科威特”的白色铃木吉普车，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这个线人一路跟踪其进入阿伯塔巴德市郊。最终，铃木车沿着一条土路，驶入一座年久失修的大院，院墙为混凝土结构，高15英尺，顶部架有铁丝网。在“科威特”进入大院之后，这个巴基斯坦线人给中央情报局发信息说，他的目标躲藏的这个地方与该街区的其他地方不同，安全戒备等级似乎更高。情况看起来颇为可疑。
这次巧妙的盯梢行动触发了一连串的后续事件，并于2011年5月最终演变成一次具有传奇色彩的突击行动，即击毙乌萨马·本·拉登的那次军事行动。在这个相对安逸的藏身之所，本·拉登生活了近5年。安逸是相对于山洞条件而言的，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他藏身于山洞之中。对本·拉登这个非常规居所发起的突袭——特种部队搭乘的“黑鹰”直升机在凌晨时分在该住所降落——被广泛认为是一次执行出色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次具有极强适应力的军事行动，因为其中一架执行作战任务的直升机试图在院内盘旋时坠毁，而这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失败。当天夜间的行动向我们讲述的既是一个勇敢的、近乎完美的团队协作故事，也是一个在难以想象的压力之下做出快速决断的故事。如今，它成为好莱坞重磅电影、备受瞩目的电视纪录片，以及众多畅销书的题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这次突袭行动背后更广泛的故事——不仅包括当天夜里的行动，也包括阿伯塔巴德突袭之前的9个月里的辩论和审慎考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做艰难抉择的才能会被学校教育乃至更广义的文化忽略。我们倾向于强调好的决策结果，而不是做决策的过程。阿伯塔巴德突袭是军事制度的胜利，比如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以及帮助突袭队员分析建筑物信息进而制订精确的攻击计划的卫星技术等。但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力量和胆识的背后，首先是一个耗时的、不那么值得关注的过程，而正是这个明确地展示我们现在如何做艰难抉择的过程，使得这次突袭行动成为可能。从卫星到“黑鹰”直升机，用于追捕本·拉登的技术是最先进的。同样，用于做决策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但讽刺的是，对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突袭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学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从这次突袭行动的决策过程中学到想学的一切。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有机会趁着夜幕，将一架直升机停在一个小的院落内，但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生活难题。通过学习和了解这次狙杀本·拉登的突袭行动的内部讨论过程，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得到更好的结果。
当总部设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获得该线人追踪“科威特”所得的线报后，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阿伯塔巴德市郊的这栋建筑物就是乌萨马·本·拉登真正的藏身之处。当时的共识是，本·拉登躲藏在某个偏远地区，比如托拉博拉山区的山洞里——早在那之前8年，他在那里差一点儿就被美军擒获。该建筑物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Pakistan Military Academy）不足1英里[7]。本·拉登的很多邻居都是巴基斯坦军方成员。在反恐战争中，巴基斯坦被认为是美国的盟友。这个策划“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人，怎么可能藏身于巴基斯坦军事社区内呢？这样的想法会让人感到荒谬。
但早期侦察结果表明，这的确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建筑物。中央情报局很快就发现，该建筑物内既没有装设电话，也没有开通网络，而所有垃圾都由住客自行焚烧。“科威特”的出现表明，该建筑物与基地组织有某种联系，但仅建筑成本（估算超过20万美元）一项就令人困惑不解：为什么严重缺乏现金的恐怖网络会花费如此多的资金在阿伯塔巴德市郊建这样一栋建筑？据彼得·卑尔根（Peter Bergen）撰写的关于本·拉登追捕行动的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听取了关于“科威特”在2010年8月的这次行踪简报。在场官员颇为激进地称这栋建筑物是一座“堡垒”。“堡垒”一词引起了帕内塔的注意，他随之要求下属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步骤”，弄清混凝土院墙内居住者的身份。
最终导致乌萨马·本·拉登被击毙的这个决策过程，包含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央情报局必须弄清楚这栋神秘建筑物内的居住者的身份。一旦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该建筑物内的居住者就是基地组织头目，那么他们就需要做第二个决定：如何进入该建筑物内，是抓捕还是击毙本·拉登？当然，前提是第一个决定是正确的。进而言之，第一个决定是认识论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弄清楚地球另一边的某栋建筑物内的居住者的身份？做这个决定涉及一系列侦察工作，即通过各种各样的来源拼凑线索。第二个决定涉及行动及相关后果：如果我们只是动用B-2轰炸机将该建筑物夷为平地，我们能确认本·拉登就住在这里吗？如果我们派出一支特别行动小组，他们在地面遇到麻烦怎么办？即便一切顺利，他们应该尽量活捉本·拉登吗？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其中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出错并导致严重后果，这是有先例的。布什政府就做过一个类似的认知决定：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这带来的就是几年前的灾难性后果[8]。而对该建筑物发起突袭的决定，亦有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决策失败先例：前者使伊朗人质危机中的直升机营救行动失败，后者使颠覆古巴政府的猪湾入侵事件失败。这些决定是由聪明人诚心诚意地做出的。然而，这些审慎论证长达几个月的决定，最终还是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将这次击毙本·拉登的突袭行动的最终胜利，视为一个罕见的制度案例，即它的胜利源于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总结与学习，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决策过程。
很多艰难选择都包含必须单独裁定的内部决策，而且它们通常是按照某种预定顺序进行的，正如我们在阿伯塔巴德突袭行动中看到的那样。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就必须知道如何合理地制定决策，而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技能。在追捕本·拉登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必须做出决定，厘清建筑物内居住者的身份。它还要做出另外一个决定，即以何种方式对该建筑物发起攻击。但每一个决定本身都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有时我们称之为分歧阶段和共识阶段。在分歧阶段，主要目标是通过探索性实验展现新的可能性，将尽可能多的观点和变量摆上台面。有时候，这些可能性会呈现为信息，并有可能影响你最终的路径选择；有时候，这些可能性会呈现为全新的路径，而这些路径是你在做决策之初未曾想到的。在共识阶段，对新的可能性的开放式探索会逆转方向，决策团队开始缩小选择范围，并寻求在正确路径上达成一致意见。每一阶段都需要一套独特的认知工具和协作模型，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成功。当然，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区分这两个阶段——我们只会去看选项，召开几次非正式的会议，然后通过举手表决或个人评估的方式做出决定。
就追捕本·拉登的过程来看，在调查那栋神秘建筑物的两个不同时期，中央情报局均有意设了分歧阶段。在局长帕内塔首次听到阿伯塔巴德市郊存在“堡垒”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幕僚长要求本·拉登的追捕团队列出25种不同的方式，以确认建筑物内居住者的身份。他们被明确告知，任何疯狂的想法都可以。毕竟，这是探索性阶段。这样做的目的是产生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缩小范围。事实证明，分析师都非常乐意提供各种看似不切实际的方案。“有人建议投放臭气弹，将该建筑物内的居住者驱逐。”卑尔根写道，“还有人建议利用可能存在的宗教狂热主义，在建筑周边通过广播，以‘真主安拉之声’要求当地居民走上街头。”[9]最终，他们提供了37种秘密侦察该建筑物的方法。其中有很多都被证明完全无助于确定居住者的身份，在探索性阶段就被排除了。但有一些方案却开辟了新的路径，其中之一被付诸行动，并最终致乌萨马·本·拉登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