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复杂决策变得如此具有挑战性？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对决策的理解主要是围绕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展开的。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决策点时，比如购买汽车、搬往加利福尼亚或投票支持脱离欧盟等，他们就会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评估，并考虑每一个潜在结果的相对收益和成本（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即每一个选项的“边际效用”）。然后，他们就会挑选一个获胜方案：通往最有用的目的地的路径、满足他们需求的方案或能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福利的方案。
在我们的思想史上，如果你必须指定一个关于古典主义基石开始塌陷的事件点，那么这个点很可能就是司马贺于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做的演讲。司马贺认为，“理性选择”的框架遮盖了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现实，即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所做选择的现实，并对种种遮盖方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在做理性选择的过程中，需要4次重要的信念飞跃。
古典主义模型要求决策者了解所有可供选择的替代选项。它要求决策者完全了解或者有能力计算每一种替代选择所产生的后果。它要求决策者对当前和未来的结果评估保持确定性。它要求决策者有能力按照某种连贯的效用标准对各种后果进行比较，无论这些后果呈现何种程度的多元化和异质化。
按照这些古典主义要求设想一下某个决定，比如填埋集水池的决定。决策者看到所有潜在的选项了吗？决策者完全清楚各潜在路径的后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今天的晚餐，你是买冷冻比萨还是菲力牛排？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你可以缩小决策范围，列出一组容易预测结果的固定选项。但在复杂的情况下，比如1800年左右曼哈顿居民的处境，理性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计算的。司马贺建议为优雅的（但却简约的）理性选择公式增加一个概念，即他所谓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决策者不可能仅凭想象就能排除他们在做选择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他们必须制定专门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
自司马贺在斯德哥尔摩演讲之后的60年里，研究人员在很多领域都拓宽了我们对有限理性的理解。现在我们知道，受很多原因限制，做出富有远见的决策是有挑战性的。富有远见的决策涉及互动变量；它需要我们就不同的经验和范围做全面考虑；它迫使我们依照程度不一的确定性预测未来。它往往带有相互冲突的目标，或具有最初难以发现的潜在的有用选项。它很容易受到个人的“系统1”思维的影响，也很容易受到群体思维的缺陷的影响。总的来说，富有远见的决策面临8个主要因素的挑战。
复杂决策涉及多重变量。以前面提到的经典的实验室决策案例之一为例，即“一定得到900美元或者有90%的概率得到1 000美元”。在做该决策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确实会以某些微妙的方式引导我们做出非理性选择，但该选择不涉及隐含因素，不需要我们发掘深层次信息。即便是不可预测的要素——90%的概率——也是明确界定的。但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来说，可能影响决策及其最终后果的变量可达数百个，比如怎么处理集水池，如何确定本·拉登是否藏身于阿伯塔巴德等。即便是亲密关系决策也会涉及大量因素：在计算婚姻对社交生活的影响时，达尔文就列出了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包括与俱乐部中的人的交流，对拥有孩子的渴望，个人财务稳定性，对浪漫爱情的需求，以及他的智识雄心等。在很多复杂的决策中，关键变量并非自一开始就是清晰可见的——它们必须要靠发掘。
复杂决策需要“全谱”分析。将人类多元化的经验想象成可听声的频谱单元。当我们调节一段录音的均衡时，我们会放大其中一个单元：我们想略微调低低音，这样就不会发出隆隆声；我们调高中音，以便听到声乐。音乐制作人拥有外科手术式的精确工具，可以处理极窄的频谱单元。基于这样的工具，你可以从混音中提取频率为120赫兹的电流的嗡嗡背景声。在听声音方面，存在两个极端现象：窄带和全谱。你可以将混音中的所有声部剪掉，只听那种嗡嗡声；你也可以听立体声音乐。
我们可以以类似的方式来想象决策。在平常的一天中，你所做出的众多决定，从本质上讲，大多归属窄带。比如选择这个品牌而不是那个品牌的番茄酱；早上上班时，你选择的那一条通勤路线。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难以做出的决定，是无法通过单一尺度来理解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包含诸多变量，也是因为这些变量有着完全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跨学科变量。设想一个涉及公众投票或陪审团裁决的决定。对于这样的决定，要想取得好的结果，你就需要摒弃先入为主的窄带观念。你必须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在投票选举中，你需要考虑竞选政客的禀性，考虑他们的政治立场，考虑他们对你的经济收入的影响，考虑可能影响他们任期的全球力量，考虑他们与政府同僚的合作关系，以及其他诸多变量。再说陪审员。在认知上，他们必须从微观领域的法医证据转向法律判例的神秘历史，再转向直觉心理学，解读庭审现场证人的面部表情。我们大多数人都有退回到窄带评估的强烈冲动：她看起来有罪；我支持会降低我的税负的那名候选人。但当我们打破单一尺度的局限性后，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决策结果。
复杂决策迫使我们预测未来。各种大大小小的决策，从根本上讲，是关于对未来的预测的。我之所以选择香草冰激凌而不是巧克力冰激凌，是因为有一种建立在长期经验之上的准确性，我可以据此预测出我更喜欢香草冰激凌而不是巧克力冰激凌。但说到美国政府对巴基斯坦境内一栋私人住宅发起的突袭行动，其结果就很难预测。在填埋集水池的决策问题上，现代的环境规划师很可能会将微生物纳入考虑范围，因为饮用水的净化涉及滤除危险的细菌。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五点区地下微生物的降解效应，而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该街区的住房价格崩溃。这就是混沌系统：它们包含数百个乃至数千个自变量，而所有自变量都处于依存度极高的反馈关系中，即便是一个很小的作用因子也会引发难以想象的巨浪。
复杂决策涉及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在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经典实验中，心理学家会在其所研究的决策中引入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很明显，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是依照实验条件设定的：在概率为90%的路径和百分之百确定的路径中，你对自己愿意承受的不确定性有着清晰的认知。但真实世界的复杂决策则涉及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你正考虑从纽约搬到加利福尼亚，那么你可以确定的是，加州冬天的温度整体上高于纽约，但问题是，你的孩子适不适应加州的公立学校，会不会在那里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个变量必然是更难以确定的。然而，在很多案例中，最具不确定性的结果却是我们最在意的那些结果。
复杂决策通常涉及各种冲突目标。做出窄带决策很容易，因为你无须面对来自频谱各个频段的信号。你无须考虑改变房地产价值的那些微生物。或者，作为科学家的你，无须考虑你的职业抱负会如何影响你与配偶在情感上的亲密关系。这种因果关系链要简单得多。但全频谱也会带来挑战，因为人们在频谱的各个点上往往有着互不兼容的价值体系。如果只考虑对个人情绪状态的影响，则很容易走偏。当你内心的想法同你的政见、你的成长经历或你的财务需求存在冲突时，决策将更难做出；如果与这三者均存在冲突，则难上加难。当然，如果决策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乃至整个社区，那么上述冲突将会更加严重。
复杂决策包含未被发现的选项。正如司马贺的观察，艰难选择同样令我们困惑，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通常并不是所有选项。乍看起来，它们提供的似乎是一个二选一的命题：要么选A，要么选B。但最好的决定——最能平衡频谱中各竞争频段的决定——往往是我们最开始未能发现的选项。
复杂决策容易让人落入“系统1”的窠臼。对正在思考复杂决策的人来说，“系统1”的思维偏好会扭曲选择的建构方式或曲解已有选择的潜在优势。损失规避、确认偏误、可用性启发……当我们面对真正的十字路口时，所有此类便于决策的捷径，都可能将简单的人生问题转变为负债。
复杂决策很容易受到集体智慧失败的影响。集思广益的方式可以将更多视角和见解摆上台面，这不难理解。大型的、多元化的群体在解决决策分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群体中的人们会引入新的可能性，会揭示未能发现的风险。但群体易受自身缺陷的影响，比如集体偏见或集体失真，它们均源于人类互动的社交力学。由此，“群体思维”也被认为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就旨在提升复杂决策质量的技巧而言，它们大都会刻意避开群体行为的潜在盲点或群体行为的偏见，并会充分利用精心组建的群体所掌握的广泛知识。
这8个因素导致无数长期决策最终搁浅。在做艰难决策的过程中，它们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不过，自司马贺数十年前首次提出有限理性以来，很多领域的决策者已经开发出了成套的实践工具，而基于这些工具，我们可以绕开其中的一些因素；或者，我们至少可以加固船只，这样我们在驶往安全港的途中，就可降低不可避免的撞击所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