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审慎决策涉及3个步骤，[10]皆为应对做艰难选择时所遇的独特挑战：我们绘制一幅准确的、包含所有变量的全频谱图，并列出所有可行的潜在路径；基于相互作用的变量，我们对所有的不同路径可能带给我们的结果进行预测；依据我们的整体目标，对各种不同的结果进行权衡比较，然后做出决定。本书前三章探讨了做这些群体决策的技巧，基本上是按照大多数决策的路径顺序展开的：绘图、预测和最终做出选择。最后两章对两种极端决策做了进一步的考察：一是关于更广泛问题的大规模群体决策，比如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决定；二是个人决策，比如达尔文在笔记本上罗列正反理由后所做的那种纠结的决定。
在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作品《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的上半部，有一个描写复杂决策挑战的精彩情景。（我们还会在后文谈到《米德尔马契》，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还会引述该书中一个更为有名的决策案例。）在该情景之前，作者先是描写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医生——泰第乌斯·利德盖特（Tertius Lydgate）的一段内心独白，当时他正为一个难以决断的群体决策而烦闷不已：是否同意让一个名叫泰克（Tyke）的新牧师取代和蔼、友善的当地教区牧师卡姆登·费厄布拉泽（Camden Farebrother）。泰克背后的支持者是尼古拉斯·布尔斯特罗德（Nicholas Bulstrode）——一名伪善的城镇银行家，同时也是利德盖特所在医院的主要资助人。利德盖特已经和费厄布拉泽建立了一种友谊，尽管他看不惯这名教区牧师的赌博习气。随着镇政会会议时间的临近，利德盖特反复思考着他的选项。
他不想与布尔斯特罗德交恶，以使自己的崇高目标受挫；他不想投票反对费厄布拉泽，成为剥夺他的职务和薪水的凶手。但问题是，这额外的40英镑可能无法让这名教区牧师远离他那并不高尚的赌桌爱好。此外，利德盖特也不喜欢这样一种感觉，即在泰克的投票表决上，他不想让人看到他明显站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一边。但他真的是为自己着想吗？别人会这么说，还会说他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出人头地而一心巴结布尔斯特罗德。那又怎样呢？从他自身来说，如果仅仅是考虑个人前景，那么他根本不在乎这个银行家是把他当朋友还是当敌人。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的工作环境，是实现他的理想的条件。毕竟，他的目标是打造一家好的医院，在那里论证热病的具体特征，并对治疗效果进行测试，这难道不比牧师任期问题更重要吗？利德盖特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千丝万缕的螺纹状社会关系带给他的压力，第一次感受到这些令人沮丧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11]
在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对这种做决定的心理活动的描述：这些“螺纹状压力”都被刻画得细致入微。（事实上，上述节选内容只是艾略特对利德盖特做此决定时心理活动的部分描述，与之相关的描述在该章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但压力本身来自比个人心理活动更宽泛的、更多元化的力量。仅仅在这一段中，利德盖特就考虑到了他和费厄布拉泽的个人友谊；从道义上对费厄布拉泽沉溺于赌博的人性弱点的反对；投票表决时担心被认为自己站到赞助人的一边，从而背上社会污名；在公众活动中因背叛赞助人而可能遭受的经济损失；布尔斯特罗德若采取回击行动，给他的职业雄心构成的威胁；基于他对“热病具体特征”的科学理解的加深，米德尔马契社区人们的健康水平的提升机会；等等。至于选择，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费厄布拉泽或泰克。但影响该选择的一系列因素分散于诸多不同的尺度空间，从个人关系的亲密性到医学发展的长期趋势，不一而足。而利德盖特本人所持有的相互冲突的目标，也进一步加大了这个选择的难度：他希望看到他的医院得到资助，但他又不想受到社区居民的嘲讽，认为他是在“巴结”银行家。
从利德盖特这段令人煎熬的心理活动描写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艰难选择的绘图和预测阶段所做的种种挣扎：全面考虑该决定的所有层面，并对做这种选择而非那种选择的结果进行推测。就如达尔文所列的正反理由清单一样，在利德盖特的脑海中，这两个阶段也是合二为一的。但事实证明，当我们分别考虑这两类问题时，情况要好得多：绘制决策图并列出所有的“螺纹状压力”，然后预测这些压力可能造成的结果。
怀疑论者可能会说，在复杂决策问题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万能方法。这并非没有道理。原因很简单，变量太多，且它们又以非线性方式互动，因而很难将它们纳入可预测的模式。这种问题的复杂性赋予决策一种唯一性。每一个着眼于长远的决策都是一片雪花或一枚指纹：独一无二，从不重复；由于彼此间差异巨大，我们无法将它们归入公式化类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描写，而在这段描写中，安德烈公爵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立场。他对俄国将军们自认为已掌握的“战争科学”提出了挑战。早在司马贺发表获奖演讲之前，安德烈公爵就如此发问：“在条件和环境未知的情况下，在无法确定积极因素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理论或科学呢？”
在这里，托尔斯泰有意使用了一个反问句。不过，你可以把这本书看作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它在试图提供一个合适的答案。答案的一部分是，科学已经赋予我们工具，而通过这些工具——这些在托尔斯泰或达尔文时代并不存在的工具——我们可以更好地感知复杂环境的微妙之处。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个事实自一开始就没有阻止科学家的行动——没有阻止科学家去研究指纹是如何形成的，甚至也没有阻止他们去研究为什么指纹会形成这种不可预测的纹路。但在指纹学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源自我们在指纹识别方面所取得的指数级的进步。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独一无二的螺纹将一个人的指纹同另外一个人的指纹区分开来。科学并不总是将纷繁复杂的世界压缩成简明公式，就如同托尔斯泰笔下的军事规划者试图将混乱的战场压缩成“战争科学”一样。有时候，科学也会扩展。有时候，它也会帮助我们了解生活的细节——所有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在有关决策的科学研究中，本书引用的主要是扩展型案例，以及有助于我们认清所持偏见、成见与第一印象效应的案例。
对于安德烈公爵的那个问题，答案的另一部分是，我们承认他说得有道理：科学的镜头无法揭示人类的全部经历——无论是战场上的经历还是讨论下一任教区牧师人选的小型镇政会的经历。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切都依赖于无数条件，而所有条件的重要性都会在某个特定时刻显现出来，但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刻何时会到来”。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机会和环境的混合体。它就像鸡尾酒，因为其中总是混入了其他酒精，所以会变得更加复杂。但当你把它还原为化学时，有些东西又会丢失。
正如行为经济学家喜欢提醒我们的，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归纳和简化。这并不仅仅是指科学家。我们将复杂的现实压缩为简便的启发法。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启发法被用于一些频繁出现但又不太重要的决定中，且大多数时候被证明相当有效。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善于自我反思的物种，人类很早就意识到，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需要克服这种归约本能。于是，我们发明了一个名为“讲故事”的工具。起初，我们的一些故事甚至比科学还简单、直接：将真实生活中的起伏和波折压缩为典型的道德教化信息，比如寓言、故事和道德剧等。但久而久之，这些故事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善于描述人类生活经验的真实复杂性——螺纹和“螺纹状压力”。而这种成长性的最高成就之一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当然，这也是安德烈公爵所提的那个问题的潜在寓意：“只有在不可预测的时刻，无数条件才会变得有意义。”而也正是对这种潜在寓意的描述，让《战争与和平》和《米德尔马契》成为公认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真谛就在于它没有沿着预期的轨迹前行，也在于它夸大了所有的力量和所有不可预测的变量。正是这些力量和变量，影响了人类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所做的选择。[12]
当我们阅读那些小说或内容同样丰富的历史人物传记时，我们不仅是为了自娱，还是为我们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经历进行排练。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艰难选择时，我们要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它，并依据具体条件对它做具体分析。现在，我们既有了艺术，也有了科学。我们已经有了故事——是的，就是现实主义小说。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其他精心创作的各种类型的故事也被用来帮助我们感知更大的世界，帮助我们应对种种不确定的结果。这些故事类型包括情景规划、战争游戏、集成模拟和事前剖析等。它们都不应被误认为是伟大的艺术。但同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它们也有着近乎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可以让我们更敏锐地观察这个世界，也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真实的手指螺纹。它们给予我们的不是简单的感知，而是与感知几乎同等重要的实践。
在了解某一决定的过程中，你会增长智慧。这就像过去你所面临的一些十字路口、你的个人经验、你的朋友或同事的故事，以及科学家的临床研究都会给你带来智慧一样。但将该决定一一分解，并对它的诸多属性进行分析研究，同样也会给你带来智慧。本书的假定是，这种观察和分析是可以被教授的。
[1]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2] William Duer, New-York as It Was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Last Century(New York: Stanford and Swords, 1849), 13–14.
[3] 生物质是指通过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各种有机体。——编者注
[4] Randal Keynes, Darwin, His Daughter, and Human Evolution (New York: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2002), loc. 195–203, Kindle.
[5] Mr. Franklin: A Selection from His Personal Le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6).
[6]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loc. 4668–4672, Kindle.
[7] 1英里约为1.6千米。——编者注
[8] 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出版于2018年。——编者注
[9] Peter L. Bergen, Manhunt: the Ten-Year Search for Bin Laden from 9/11 to Abbottabad (New York: Crown/Archetype, 2012), loc. 1877, Kindle.
[10] 有些决策——比如陪审团所做的有罪或无罪的裁决，中央情报局就“谁藏匿在那栋神秘建筑物内”这一问题所做的决定——并不会发展出第二步，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并不是那种因选择路径不同而产生不同结果的问题，而是事实问题：他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乌萨马·本·拉登是否藏匿在那栋房子里？
[11]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Mobile Reference, 2008), loc. 191., Kindle.
[12] 文学评论家加里·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把小说的这一属性乃至生活体验本身的这一属性描述为“叙事性”（narrativeness），并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测量某一既定现象可被简缩为简单理论或准则的难易程度：“虽然我们可以就火星的运行轨迹做出叙事性解释——它先在这儿，然后到了那儿，之后一下子到了这里——但这种解释是很荒谬的，因为基于牛顿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出火星在任一时间点所处的位置。于是，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我称它为‘叙事性’。叙事性衡量的是叙事的必要性。在所提的火星的例子中，叙事性为零。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提出的伦理问题则有着最强的叙事性。那么，叙事性何时产生呢？我们越是需要以文化为解释工具时，叙事性就越强。我们越能借助人的心理状态活动，叙事性就越强。此外，权变因素发挥的作用越大，即学科框架内不可预测的事件越多，叙事性就越强。”(Morson, 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