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情景规划最终都成了叙事艺术。你把笼罩在未来事件之上的不可预测的迷雾转变成为某种连贯的画面：高端园艺工具市场将会扩张，因为实利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发现美国人的背叛行为之后，巴基斯坦人会将他们赶出自己的领空。当然，问题在于，讲故事的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会受确认偏误和过分自信的影响。我们的大脑会很自然地依照我们认为的世界运行的方式预测相关结果。为避免此类陷阱，你需要引导你的大脑，让它接受其他有趣的叙事或情节线索。这样的叙事和线索或许会削弱而不是确认你的假设。
作为著名的地下室火灾案例研究的发起者，加里·克莱因在为决策者提供建议的实践中开发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情景规划模型，那是一种不需要太多研究和思考的模型。他把这一模型称作“事前剖析”或“事前尸检”（premortem）。顾名思义，这种方法与医疗程序中的尸检分析有关。在尸检中，尸检对象是死的，而验尸官的职责就是确定死因。在事前尸检中，这个顺序是相反的：验尸官被告知某个对象即将死去，并被要求设想一下该对象的死亡原因。“我们的练习，”克莱因解释说，“就是要求规划者设想一下未来，比如他们的计划已经开展几个月了，但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他们已经了解了这种情况，之后必须对此给出解释，即为什么计划会失败。”[26]
克莱因的这种方法利用了一些有趣的心理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当人们被告知某个潜在的未来事件并被要求按既定事实来解释这个事件时，他们会给出更丰富、更微妙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你单纯地问人们什么事情会发生并让他们给出背后的原因，那么他们的解释模式在细节和想象力方面要逊于前者，即你告诉人们某件事情注定要发生并让他们给出背后的原因。依照克莱因的经验，事前剖析被证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找出决策中的潜在缺陷。各种各样的认知习惯——从推论谬误到过分自信，再到确认偏误——容易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决策中的潜在陷阱。“在这个计划中，是否存在我没有看到的缺陷？”仅仅这样问自己是不够的。你要迫使自己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决策最终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决策。然后按照这个思路想象各种场景，这样你就可以避开盲点，避开盲目自信。
如同绘图阶段一样，要想通过情景规划取得最佳预测结果，就要充分利用各种不同的专业知识和价值观念。但将局外人观点引入讨论会议，总会遇到一些无法避免的限制。在有关本·拉登行动的决策过程中，如果引入一名巴方官员参与内部讨论，无疑会提升决策质量。他的设想叙事与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的设想叙事可能迥然相异。在考虑发布一款新产品时，让直接竞争对手的产品经理帮助预测未来5年的市场演变趋势，同样会提升决策质量。但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可行——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让他和你坐在同一个房间里。
不过，这些局外视角也是可以模拟的。美国军方在使用“红队”（red teams）方面有着悠久历史。这个传统上的红队，是魔鬼代言人的一个系统性版本，即在组织内指派一个群体，让它负责模拟敌方的行为。红队研判分析法可以追溯到最初的战争游戏，比如“舰队问题XIII”演习。2003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特别工作小组（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进一步扩大这种方法的实践范围。自此之后，该方法在军方迎来新生。你可以把红队想象成战争游戏和情景规划的混合体：你设置一些附带想象结果的决策路径，然后邀请你的一些同事参与其中，让他们站在敌方或市场竞争对手的立场设想对方的反应。
在追捕本·拉登的行动中，红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官员想方设法激发红队成员的想象力，以此规避决策盲点和确认偏误，避免出现类似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行动决策中的失误。迈克·莱特（Mike Leiter）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行动决策失败及其根源的官方报告的主笔，所以他特别担心会犯同样的错误。4月下旬，海豹6队已经在内华达沙漠演练过了阿伯塔巴德突袭行动，但此时莱特还是组织了一次红队研判分析，探求本·拉登实际并未藏匿在那栋神秘建筑物内的相关解释。莱特一度对约翰·布伦南说：“你可不会希望到时再有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回过头来说，‘你没有进行红队研判分析’。约翰，要知道那个章节是我写的。”[27]
莱特组建的红队包括两名先前从未参与该调查的新分析师，此举意在提供新的视角。按照莱特的指示，红队需要在48个小时内拿出符合事实的替代性解释。最终，他们给出了三种情景：本·拉登原本住在这里，但后来离开了；这是基地组织常用的一个安全屋，但住在里面的是另一名基地组织头目；这是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地，与恐怖主义无关，“科威特”现为此人工作。在研判分析的最后，红队被要求对各情景出现的概率进行评估，其中也包括第四种情景，即本·拉登实际上藏身于该建筑物内。红队的平均评分显示，本·拉登藏身于该处的可能性低于50%，但同时他们也得出一个结论：本·拉登藏身于该处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三种情景中的任何一种。
当然，在军事演习中，红队可以开展更积极的模拟活动，而不仅仅是坐在会议室里设想各种情景。麦克雷文组建了高水平的红队，这支队伍被要求模拟目标建筑物内居住者可能有的反应，以及巴基斯坦军方在侦测到直升机闯入巴方领空之后可能有的反应。据彼得·卑尔根记述，美国军方一直就突袭行动进行红队研判分析，模拟海豹突击队在类似情况下遭遇的各种抵抗：“女性武装人员，用长袍遮蔽自杀式背心的人体炸弹，藏在‘蜘蛛洞’里的叛乱分子，乃至埋有炸药的建筑物等。”在推演结束时，一名同僚注意到，“麦克雷文对每一种可能的失败都做了后备计划，对后备计划失败也做了后备计划，还对后备计划失败的后备计划做了后备计划”。[28]
在思考具有挑战性的决策时，人们会很自然地预测各种阻力或可能的失败点。“让我们先提提不同意见吧。”这是我们在会议室或非正式谈话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它与事前剖析和红队研判分析等策略的区别就在于过程是否正式：指定具体任务和身份，让人们扮演某种角色。“你能想想这个计划可能失败的原因吗？”仅仅这样问是不够的。事前剖析和红队研判分析会迫使人们选择新的视角，或迫使你考虑替代性叙事，而无论是新的视角还是替代性叙事，仅靠在几分钟内提提不同意见，怕是很难取得成效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过程类似于绘图阶段的专家角色指派。接受新的身份，并透过一个模拟视角观看世界，这样你就会有新的发现。
尝试不同的身份并不仅仅是一种发现新机会或新陷阱的方式。人们在面对艰难选择时往往很难做出决断，这是因为它们会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由此，我们想象这一影响的能力——从其他人的视角思考情绪后果或实质性后果——被证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才能。新的研究表明，这种心理投射是大脑默认网络在白日梦活动中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在神游的大脑中模拟潜在未来时，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把“心理相机”从一种意识切换为另一种意识，测试不同情景以及这些情景可能激发的情绪反应。在开车上班的途中，你在考虑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而你的大脑里则闪现出你的老板对这则消息的反应画面。这是一种幻想、一种模拟，因为这是一件尚未发生的事情。但进入这样一种幻想状态，其背后的运转机制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绘制出了你考虑辞去当前工作的所有理由，同时也绘制出了你的老板听到该消息后感到惊讶或受到打击（抑或两者皆有）的所有理由，并构建了一种心理预测，即这两种地图碰撞之后，你的老板会做何反应。这是一种非常丰富且异常复杂的心理模拟，但我们的运算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忽视了它的存在。
不过，有些人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比其他人好。这种在不同视角之间转换想象力的能力，可能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人的核心特质之一。要想成为一个聪明的决策者，其中一点就是要保持足够开放的头脑，并能意识到其他人在决策上面可能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选择支持哪位牧师的问题上，利德盖特考虑过米德尔马契那些心胸狭隘的聒噪之人的反应。利德盖特本人并不在乎那些闲言碎语，但他有足够的远见，他认识到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将会严重影响城镇居民对他的评价，因为作为当地的一名医生，他的执业取决于所在社区对他的认同。在利德盖特的脑海中，原本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我最喜欢哪位候选人？”——现在轻轻松松就转到了一个外部参照系问题上：“如果我选择了赞助人支持的牧师候选人，那么这个城镇的人会怎么看我？”在那个时刻，他不仅在粗略地模拟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还在模拟一些更值得关注的事情：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依照他们的癖好、强迫意念和价值观模拟他们的思想。
在围绕本·拉登追捕行动而开展的长期情景规划中，这种视角转变发挥了关键作用，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一栋私人宅邸发起攻击，这个行动本身就会产生大量逻辑问题：我们如何确定居住者的身份？我们应该活捉本·拉登还是击毙他？但同时，这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则需要行动团队跳出默认的美国视角去思考：在未事先知会巴基斯坦方面的情况下，如果美军贸然在其境内发起攻击，巴方会怎么想？虽然与巴基斯坦军方采取联合行动的方案仍在考虑之中，但这被广泛认为是最后选项，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整个行动计划被以某种方式泄露出去，而本·拉登知道自己的藏身之所已被暴露后，就会产生警惕。穿越巴基斯坦领空，利用“黑鹰”直升机发起奇袭同样面临风险：巴基斯坦军方可能会侦测到直升机，而且有可能击落直升机——尽管麦克雷文和他的团队认为他们可以在不惊扰巴基斯坦方面的情况下秘密进出该国领空。但真正的风险是下游风险。在反恐战争中，巴基斯坦毕竟还是美国名义上的盟友。在向内陆国家阿富汗运送补给物资方面，美国严重依赖于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每天，穿过巴基斯坦领空、向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部队运送补给物资和人员的美国飞机的飞行次数超过300架次，而这些都需要巴方批准。一旦巴基斯坦发现美国在未获其准许的情况下侵入其领空，并对其境内的一处郊区住宅发起攻击——尤其是最后发现这处住宅还不是某个恐怖组织头目的藏身之所时，那么巴基斯坦是否仍会允许美国及其盟友使用其领空，则不得而知。
2011年3月21日，距离麦克雷文在布拉格堡开展模拟袭击还有几个星期，距离奥巴马最终决定派遣海豹6队实施袭击还有几个月，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宣布了一项旨在强化“北方配送网络”（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的新的合作协议。所谓的北方配送网络，是一条从波罗的海港口经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进入阿富汗的路线，而最关键的是，这条路线完全绕开了巴基斯坦。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追捕本·拉登行动的背后，开拓新的配送网络是基于另一个视角的情景规划的直接结果。[29]即便抓到了想要的人，美国政府也知道，该行动所产生的下游效应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将会危及美国及其盟国作战部队所倚重的一条重要通道。所以，他们拿出时间，专门建立了另外一条可行的通道，而原因就在于应对这种情景的发生。
在抓捕本·拉登的行动问题上，预测演习同绘图阶段一样进行了全方位的研判和分析。为构建一组连贯的情景，研判团队必须像气象学家一样思考，评估沙漠温度和海拔对直升机的影响。他们必须研究目标建筑物最微小的建筑细节，以确保海豹突击队队员能够成功进入其中。他们必须全面考虑，如果本·拉登被活捉，那么是否要对他进行审判以及在哪里对他审判的司法问题。他们必须设想，如果基地组织头目被B-2轰炸机炸死，但没有留下任何已经死亡的证据，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阴谋论和风言风语。他们必须站到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上，设想巴方对美军擅闯其领空的反应。他们从本·拉登的亲属那里采集了DNA（脱氧核糖核酸），以便通过基因证据确认死者身份。他们甚至还要研究伊斯兰教丧葬习俗，避免因对本·拉登的尸体处理不当而引发温和派穆斯林的愤怒。气压、国际法、宗教习俗、屋顶的倾斜度、基因指纹、地缘政治反弹——所有变量以及其他各种变量都被纳入了2011年春末的情景规划中。他们讲述具有不同设想结果的故事，组建红队，挑战各种假设。到5月初，所有不同观点和可能性的分歧都已达到逻辑极限。决策地图已被绘制，选项已经确定，情景已被规划。是该做决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