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尔马契》等小说并未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提供做复杂决策的简单方法。它们不是简单的道德剧。做复杂决策的诀窍不在于一套一成不变的规则，因为从根本上讲，每一个复杂决策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探讨的所有技巧最终都涉及如下策略：构建更清晰的决策地图，了解所做决策的每一个独有特征，以及摆脱惯性思维或先入为主的观念等。伟大的小说——或者那些不以道德说教为目的的小说——给予我们的体验，就如同战争游戏或集成预测中的模拟一样：它们让我们体验了一种平行的生活，并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生活的复杂性。它们让我们看到所做选择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它们描绘出了所有的“螺纹状压力”，描绘了选择的影响路径，还描绘了其对家庭、社区，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的影响。它们给予我们的是练习，而不是打包好的指令。
在我们可以用来应对复杂决策的工具和策略中，有很多与讲故事有关，这并非巧合。对经历进行多重模拟，想象各种替代现实，都是非常古老的做法，它们同神话和民间传说一样古老。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已经做出了有力的论证，那就是我们对小说叙事的渴望并不仅仅是文化发明的结果，其在人脑进化史上也有深厚的根源。回想一下，十几岁的玛丽·安·埃文斯就曾抱怨小说无聊的逃避主义——“那么，我还有时间花在不存在的事物上吗？”对此，托比和科斯米德斯首先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愿意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探索那些根本就不真实的事件和经历呢？
生物体应当有获取准确信息的渴望，而在决定吸收或舍弃哪些信息时，重要的一点应是对真假信息的甄别。这种“渴望真实”的模式完全无法预测人类在信息获取方面的重大诉求。如果有选择机会，大多数人会更愿意阅读小说而不是教科书，更愿意观看讲述虚构事件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也就是说，人们依然对明显的虚假信息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现象太过司空见惯，以至于它从根本上掩盖了我们对它的陌生感。[9]
为什么人们会浪费如此多的认知循环来思考那些已被证明是虚假的信息呢？部分答案就在于，人类的智慧确实依赖于不同程度的真伪假设。单就两个区域而言，非白即黑的区别实际上是更模糊的。即便抛开后现代主义的真实理论及社会构建理论，我们的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在一个辽阔的真实梯度上来回移动的。托比和科斯米德斯对真实做了一些描述：“可能是真实的，在那里是真实的，曾经是真实的，其他人认为是真实的，只有我那样做才是真实的，在这里是真实的，他们想让我相信的是真实的，将来有一天是真实的，这当然不是真实的，他告诉我的是真实的，从这些声明来看好像是真实的等。”能够在这些不同的真实区域来回挪移，并不是虚无主义的标志；相反，它是具备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大脑的一个标志。
故事会起到锻炼和排演的作用，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在这些不同的真实区域活动。究其原因，一是故事本身就在真伪地图上占据了一个复杂的位置，二是故事通常涉及我们对其他（虚构）存在的此类活动的观察。当卡苏朋在遗嘱中增加那个诅咒般的附件时，他的大脑是在“将来某一天可能是真实的”的区域内活动。当多萝西娅担心小镇上会传出关于她和拉迪斯拉夫婚事的闲言碎语时，她的大脑是在“其他人认为是真实的”的框架内活动。
故事所发挥的作用同现代气象学中的集成预测并无二致。当路易斯·弗莱伊·理查森首次提出他的“数值天气预报”时，这种方法受限于前数字计算时代的计算瓶颈，天气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任何可用以预测天气的“数值过程”。当计算机的速度快到足以就相同预测产生数百次乃至数千次迭代时，那么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就会大幅提升，因为它会设定各种场景，并从结果中寻找模式。小说叙事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通过相互讲故事，我们把自己从个人生活的瓶颈中解放出来。正如托比和科斯米德斯所言，故事意味着我们“不再受限于缓慢的、不可靠的实际经验流。相反，我们可以把自己沉浸在速度相对较快的间接经验流、精心策划的经验流、想象的经验流或虚构的经验流中。比如，一条狩猎和采集的频带可能包含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生活体验，如果可以交流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经验总结……通过虚构作品，我们释放了自己对潜在生活和现实的反应，我们对自身并未真正经历过的事情有了更丰富的、更具针对性的理解。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的选择和他人的内心生活，也有助于我们自己做出更好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这种对小说叙事的渴望视为“经验开放性”的延伸。在前面提到的菲利普·泰特洛克的实验中，“经验开放性”是成功预测者的一个显著特征。小说和历史传记有助于我们打开他人经验的感知之门，有助于我们间接体验他们所面临的独一无二的生存挑战，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做艰难选择时的内心活动。
在大多数重要的个人决定中，对他人“内心世界”的投射能力可以说是一个核心需求。刘易斯和埃文斯决定将来过一种不受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规范约束的生活，而他们在考虑这一决定时，相当一部分考量是其他人对他们这种生活的可能的反应：他们与朋友、家人和同事之间的强关系；他们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弱关系。在评估两人行为的潜在后果时，他需要洞悉所有人的想法、情感和道德准则。埃文斯的家人会拒绝她吗？或者，他们最终会平静地接受她与刘易斯之间的这种“另类”生活方式吗？伦敦的聒噪阶层会不会认为这对夫妇的行为太过出格，最终迫使他们远走他乡？或者，这些闲言碎语会迅速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从而让埃文斯和刘易斯过上相对安宁的生活吗？
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把这种想象他人内心生活的能力归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特质。在想象他人心灵方面，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自闭症谱系障碍中，患有自闭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通常难以想象他人的这种心灵模式。从本能上讲，他们的大脑似乎较少考虑他人的想法。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心理模拟是可以迅速展开的，而其速度之快，有时连我们自己也觉察不到。在谈话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主管扬起了眉毛，这时我们就会自动构建一种心理模式，模拟她当时的想法：她是对我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吗？是她没听明白我讲的话吗？
当然，对于艰难的选择，这种速度极快的心理建模必须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之上，要远离人的本能区域。比如，我们决定搬往一个新的社区，这时我们就要考虑所搬往社区的房地产市场状况，同时还要考虑搬家对我们周围人的影响，并模拟由此引发的情感反应。在新的学校，孩子会很快结识新朋友吗？或者，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孩子在学校会因缺乏人际网络而苦苦挣扎吗？你的另一半会因通勤时间变长而产生挫败感吗？由于艰难选择涉及因素太多，难有可以驾驭这类模拟思维的通用规则。我们就像指纹一样各不相同。但重要的是构建思维模式，并拿出时间来全面思考那些受所做决定影响的个人的主观反应。
在决定搬往加利福尼亚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实际上写了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在我的想象中，这次“西迁行动”会给家人带来更多快乐，并会进一步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多地接触大自然，会迫使我们构建一幅完全不同的、关于“家”的心理地图等。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费心去构建一个替代故事。就在我们即将购入加利福尼亚的新住宅之前，我带父亲去看过一次。那是一栋奇特的、有着童话风格的山间小别墅，带一个小花园，可以俯瞰海湾。我想父亲一定会和我一样陶醉其中，但他看起来更多的是担忧而不是兴奋。之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试图劝我不要买那栋房子。“莱克西（亚历克莎的昵称）在那座山上会很孤独的。”他颇有预见地说，因为他担心儿媳将来不适应加利福尼亚的生活。但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只是认为这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生活中重大变化的一贯担忧。
在我们建立情景规划的同时，父亲则在做另外一件事情：他在进行事前剖析，而且他是站在儿媳的角度对我的决定进行剖析的。这种同理心——透过当事人内心，想象他们对某一理论层面的事件的内心感受的技巧——可以说是做复杂决定时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重点是计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还有什么技能比这种预测他人幸福的能力更好的呢？有人或许认为，在大规模群体决策中，同理心作为一种特质的重要性会打折扣，因为将1 000种乃至100万种心智状态压缩至更小规模的、“平均化”的群体思维并不总是有效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同理心是建立在我们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的微妙关系之上的，是一种面对面的心理活动。就个人决定而言，比如在我们搬往加利福尼亚的决定中，如果你预测的是一个你真正了解的人，那么同理心的投射循环是非常快的。
这是阅读小说会提升我们的决策技能的另外一个原因。几年前，曼哈顿新学院（New School）的两位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之后，这项研究成果立即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传播，在人类学专业毕业生中尤受关注。在该研究中，工作人员向一组研究对象分发了涵盖广泛的阅读材料，包括通俗小说、文学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等，然后评估阅读是否提升了他们的“心智理论”能力。结果发现，阅读通俗小说或非虚构作品的研究对象的“心智理论”能力并未发生变化，但阅读文学小说的研究对象，即便只是阅读了很少量的作品，他们的“心智理论”能力从统计学上看也有了显著提升。后续实验未能重复这一结果，但很多研究已经证实，持续阅读文学小说的习惯与“心智理论”技能不断提升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是具有较高“心智理论”技能的人倾向于阅读文学小说，还是阅读文学小说这种行为确实提高了人们构建他人心理模式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更可能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是何种因果关系，有一点是明确的：阅读文学小说最典型的体验之一就是沉浸在另一种主体性之中。电影和摄影可以带你进入一个更逼真的视觉世界；音乐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兴奋起来，可以激发我们的情感。但在投射他人心理、提升“心智理论”的技能方面，没有什么比阅读小说更有效。
艾略特把这种投射视为一种“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从内心深处理解他人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任何一条一般的原则，如果不受该习惯的制约，那么它最终将会吞噬我们的道德。”她在《米德尔马契》中写道。正如丽贝卡·米德（Rebecca Mead）所写，“她的信条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真的关心你——如果我设法站到你的立场，以你的视角看待问题——那么我的世界会因我获取的这种认识和理解而变得更好”。[10]小说是一台同理心机器。从艾略特所持的道德视角来看，这种心理投射行为应该会强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能力也会提升我们的决策能力，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决策者。我们可以想象各种真假混杂的情景和各种假设：如果发生这种事，她会怎么想；他是如何考虑我的感受的。阅读文学小说有助于训练我们的大脑做此类分析。你无法像气象学家一样对你自己的生活进行1 000次平行模拟，但在一生之中，你可以阅读1 000部小说。是的，这些小说中的故事并不是我们自己生活中故事的直接映照。我们大多数人一生都不会面对这样的选择：一边是已故丈夫的遗产，一边是与一名激进主义者的美好爱情和婚姻。阅读这样一部小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你自己的艰难选择寻求现成配方——如果你考虑搬家到郊区，《米德尔马契》就无法告诉你答案。在类似情境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外部建议可以告诉你怎么做，无论是小说、认知科学研究，还是大众心理学著作，因为从根本上讲，这类情境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螺纹状压力”组态和架构。小说以及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如绘图和模拟等其他形式所能教你的，就是用艾略特所谓的“敏锐的视觉和知觉”[11]去观察所处的情境，并让自己远离“生活中的麻木不仁”。小说不会给你答案，但它会让你更好地厘清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