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会问我优步对我的研究有什么看法，或者我在进行调查研究时有没有跟优步公司接触。在本书相关的田野调查中，我偶尔通过官方渠道和优步公司沟通，也私下和公司员工有过几次碰面。首先，我见到的大多数优步员工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工作愿景都充满热情。我能回忆起来的第一次跟一位优步高层员工碰面是在一次会议上，参会者主要是劳工权益保护人士和科技学者，那时候我刚发表了一篇题为“优步的幽灵出租车”的文章（详见第三章），当时这篇文章传播范围很广。26会议进行到一半，午餐时间结束后，一位优步的代表邀请我和他们一起聊聊我的“研究”，不过他带着一丝不以为然的情绪（优步代表略带消极的否认通常会刺激我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发表更多的文章，并证明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后来至少在三个场合——到本书出版前后次数应该会更多——我询问过一些已经离职和仍然在职的优步高层对我研究结论的看法。我们的谈话包括一些尖锐的问题：优步是否正在通过司机端软件的技术设计，实现在相当范围内小额度地自动克扣司机的薪水（他们否认任何故意地克扣，但他们提出会让内部团队对我的结论进行调查）。
我感谢他们能保持这种开放的姿态，让我可以在庞大的公关机器之外让他们了解我的调查结论。与他们交流并没有改变我的结论，而是让我了解了他们的思维逻辑和工作框架，并让我意识到自己思维方式的局限之处或者与他们之间的差异。偶尔，我会在一些关于未来工作形态的论坛和会议上遇到优步和来福车的高层员工。当我们坐下来聊天时，我们会细致探讨许多问题的细节，并就网约车行业的崛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辩论。类似这样的会议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对于未来工作形态的理解有很大不同：有些人研究宏观经济潮流；有些人关注法律层面；而有些人，比如我，则更侧重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2016年当我在旧金山出差时，我约了一位优步的高层员工会面，他是为数不多的多年以来一直和我保持联系的一位优步高层员工。和所有访问他们总部的人一样，就在优步旧金山总部大楼的电子门禁入口处，我被要求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我拒绝了，于是门口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前来拜访的人，然后我们去了街对面一个“不用保密”的咖啡厅。我开玩笑地问是不是他们会把所有不签保密协议的访客都带到这家咖啡厅，而这个联系人回答说以前他们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家在总部旁边且不用签订保密协议的咖啡厅成为我后来约见某些优步员工的专属地点。有一次我约见的一位优步高层员工带了一些下属来旁听和参与我们的讨论，这一举动自然而然地说明我们的谈话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而这些员工的加入也让这个非正式的会面显得略微正式了一些。另一次会面在2016年春天，在美国最大的科技和隐私权法学者会议上，我和法律学者瑞安·卡洛共同撰写并发表了一篇名为“僭取型经济：优步、信息与权力”（The Taking Economy: Uber, Information, andPower）的论文。我们的讨论是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一位非常活跃的委员主持的。优步派了一位公司律师前来旁听，当一屋子业界顶尖学者直言不讳地探讨我们在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时，那位律师只是安静地坐着一言不发。就在那一时期，优步派了两位政策专员开始与我进行更频繁的沟通，这两位专员对我提出的（或者在文章中写到的）问题和担忧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官方渠道之外，我还与优步的股东有过为数不多的接触，其中包括一位优步的联合创始人。我们两人都非常关注科技的涟漪反应和社会的不公等问题，而且他也注意到了优步商业模式中明显存在的地区差异问题。
除了与这些优步高层员工的联系沟通之外，优步公关部的代表也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或者保持联系渠道的畅通。在我发表探讨优步具有误导性的“幽灵出租车”现象的文章之后，他们的公关部高级代表坚称我的结论是错误的，并试图说服我撤回这篇文章。优步员工一开始反复向媒体表示我的结论是错误的，后来他们改变说法，承认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辩解说优步有充分的理由在消费者手机端的App上隐藏街上行驶车辆的实际位置和错误显示车辆的实际数量。后来我了解到联系我的那位优步公关部高级代表离开了优步。这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在和上面提到的那两位政策专员对接之前，我在跟优步公司沟通时并没有固定的人员。这种不连贯性一部分或许是因为优步员工在和我接触几个月后就去找新的工作了，至少其中有几次都是这种情况。
在我研究过程中最奇怪的情况之一是，优步想要聘请我去工作。2017年春天，在多雨的温哥华的一个难得的晴朗之日，我查看邮箱时发现两封紧挨着的邮件。一封是一位图书出版商发给我的合同。在这封邮件下面是一个优步的职位邀请。这一刻展示了很多专家都会面临的局面：当他们知道得太多，足以对一家公司产生威胁的时候，这些被调查研究的公司就会试图招安他们。我的确心动了，甚至还等着那个向我发出邀请的高层员工打电话给我。那时，我已经花了三年时间通过司机们的种种经历来研究这家巨头公司。而我非常渴望知道那些建立和管理这家公司的高层，是怎么看待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所看见的问题的。不过那通电话因故耽搁了，那个时间点非常关键：我在那个时候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
之后我还继续跟一些优步的高层员工保持联系，了解优步提供的职业邀请的要多细节，但我坚守一个原则：坚持完全独立的写作。我并非一个纯粹主义者，但是我在知识上的好奇心和对信息的渴求，加上我对风险和恐惧的警惕，让我坚信如果没有出版的自由，那么我所有的研究和观点都可能被压制。当我在繁忙的旧金山机场给我的导师打电话寻求她的意见时，她告诉我：“你无法去研究你所供职的公司。”当我写作本书时，我偶尔会想到优步的高层员工，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学术方面有着强烈的兴趣。我想他们也会对本书感兴趣，毫无疑问他们会不同意书中的一些观点，然而，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发现一些他们虽然意识到了，但并没有站在司机的立场上去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