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优步在玩一把牌时，手里同时还握着三把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假设优步和其他人一起努力想让某个城市的政府批准他们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背后，有更大的文化背景，就是大家在讨论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在这样一个文化大背景下，优步同时接触监管者并游说他们通过法律将司机归类为独立合约人，41甚至不惜剥夺他们的劳工权利。但在关于自动驾驶的辩论中却将优步的这一行为描绘成一个小的让步：与把工作机会交给自动驾驶车辆相比，让渡一点劳工权益似乎无伤大雅。“机器人正在抢走你的工作”是在关于未来工作的辩论中最常听到的一个论点。这一魔咒可以让人们看到，保护员工并在新经济中寻找新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然而，它同样可以用来为公司辩护：糟糕的工作条件在工作被机器人抢走这一威胁面前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虽然司机们按照劳动法要求享受员工待遇是合理合法的诉求，但科技文化迫使我们以更发散的思维视角来消解这些诉求。
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让许多人牵涉其中，而优步可以违背对其中一方的承诺，却不伤害自己与另一方的关系，因为优步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其中某一方的利益。举个例子，优步可能永远无法在匹兹堡自动驾驶汽车试验场周边的高失业率地区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即使在一开始运营的时候这是他们对当地政府的承诺。而在另一些地区，比如纽约州，则会继续欢迎这家公司在当地扩张，因为这代表它们在数字经济的新浪潮面前做出了把握新机遇的努力。尽管优步有这种时友时敌的行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还是在2017年6月5日签署通过了网约车合法化的法令。在法案通过前的几个月，由于过去公司总部以及各国各地的分公司所爆发的种种丑闻，再加上它们对待司机以及乘客的方式，优步被媒体批判得完全找不着北。著名经济和劳动历史学家路易斯·海曼表达了对科莫签署这一法案的支持，他评论说：“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优步和来福车两家公司获准进入经营这件事，而是应该看到这是满足即时需求的数字经济的扩张。这两家公司只是一个庞大的新经济群体的代表，接下来很多年，纽约的居民将会一直跟这个群体打交道。它们将会颠覆我们对工作是什么、工作地点在哪里的传统认知，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会创造新的机遇。”42换句话说，优步的扩张与数字经济的扩张是同步的。
科莫州长签署法案使优步和来福车合法化，标志着这两家公司为未来的工作开拓了新的路径，但这些平台在当地也有一些反对者。一开始，紧挨着纽约市的韦斯切斯特县考虑过退出。作为回应，优步三州地区（尤指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总经理萨法拉茨·马雷迪亚写了一篇名为“韦斯切斯特退出网约车行业释放反商业信号”的文章，这是优步典型的政治做法。43用支持创新、商业或就业机会的信号将消费者政治化是优步最常用的手段。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任何有碍于优步的事物（例如试图用出租车行业的准则来约束和监管它的法规）都会被优步及其所代表的共享经济定性为阻挠创新、机遇和就业机会的障碍。优步这样的公司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极具价值的服务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结果就是监管者不敢对这类服务轻举妄动，担心被扣上阻碍“创新”的帽子。了解和看待旧世界与新的科技商业形态之间碰撞的方式之一就是，仔细观察优步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竞争逻辑。优步在市一级和州一级的层面上干预和规避不利于自己的法规已经驾轻就熟、颇有心得。
2015年夏天，时任纽约市市长的白思豪曾试图限制纽约市街上的汽车数量。长久以来，这座城市对出租车的运营许可都是限量供应的。当用户打开优步软件时，他们发现自己用的是一个“白思豪”版本，上面显示没有一辆可用车辆。
图6.1 2015年优步给乘客发送的信息
注：这条消息是优步乘客端APP的截图。优步称之为“白思豪的地图”。
优步用户收到了优步公司发来的海量邮件，号召他们抗议市政府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优步也采用过这种政治组织策略。44在奥斯汀，优步因为通过电话和短信发出此类号召而被告上法庭。正如作家尼基尔·萨瓦尔对优步前高级战略和政策副总裁大卫·普劳夫的观察一样，“普劳夫和网约车公司所理解的是，在资本主义中，当市场和政府对立时，一个人的消费者身份和公民身份也会对立。消费者将会取代你原来对公民身份的理解。”45优步这种组织消费者（他们喜欢优步服务的便利性）对抗监管者（他们负责监督公司）的作风，实际上是在它预测消费者的风潮将会引领政治情绪这一趋势后，先下手为强走出的一步棋。46这还证明了一个更大的策略。虽然优步因被指控违犯劳动法而被一次又一次告上法庭，还被各种团体威胁将会对其采取法律行动，但绝大多数情况它都能免予刑罚。而在面临制裁威胁时，它的确可以有效动员消费者行使自己的公民投票权来支持优步。
优步的这套做法在地区、文化和政治的语境中都很适用：这既是一个当地的现象，又是一个全球的现象。西欧，这块正在跟来自中东和非洲（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移民角力的土地上，正怀着对海浪一样的涌入者的担忧。优步在这里的宣传话术是，它可以给这些新来者提供就业机会，通过给予他们可以获得体面收入的就业机会、与当地人沟通的机会以及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据报道，优步在2015年游说斯洛伐克决策者的话术是，“虽然优步经常被指控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的代表，会破坏稳定的工作和降低福利，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共享特色的项目，旨在为普通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段话在推特上广为传播，但政策文件的原件内容无从查证。虽然我无法确定这段话的真实性，但在我看来这完全符合优步一贯的行为逻辑）。语言体系反映出优步如何将一个庞大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变成一种全球通用的力量。47这种美国文化在全球入侵和渗透的感觉也是优步在海外频频受挫的原因。优步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都被认为对其他国家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过于强大的影响。许多利益相关方想要分享这种颠覆之后的胜利果实，但这种竞争会让优步的合作伙伴之间产生内部分歧和冲突。
优步的政治策略会产生一些奇怪的配对组合，这种现象被作家汤姆·斯里称作“商业与事业的联姻”。48优步取得了新泽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支持，承诺将从当地低收入少数族群聚居区招募3000名司机为优步平台工作。492016年优步公司获得了民权组织颁发的赞助大奖。502016年，优步还宣布了一项招募政策，旨在支持社会犯罪司法改革：有非暴力犯罪史的申请者不会因为自己的犯罪记录被剥夺为优步工作的机会。51美国犯罪司法体系中，有色人种被逮捕和拘役的比例要高很多，这也造成了一种累积效应，使有色人种在就业等方面与白人的差距越来越大。52虽然减少就业障碍是一个高尚的人权目标，但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为优步另一项商业措施在服务：当优步初到一个城市的时候，行程的费率会更高一些，司机也更高兴。然后，优步就会招募大量的新司机占领市场，有时还会放宽准入标准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放宽司机所用车辆的标准），通常这会导致费率降低和司机收入的减少。通过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优步损害了全职投入的那部分司机的利益。实际上，一个保障民权的诉求会跟另一个同样保障民权的诉求冲突，比如平等就业机会和工作稳定保障。与民权组织合作的光环会在优步其他方面的经营行为对司机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时给这家公司一些保护。
其中有许多例子，甚至就在不久前，目标和诉求有冲突的民权活动人士也找到了利益共同点。例如，2017年3月，宗教和民权团体与劳工权益保障人士一起，对密西西比州坎顿市一家尼桑汽车工厂的劳工进行声援，这些劳工大部分是黑人。53他们扛着写有“劳工权益亦是公民权益”的标语牌来为这些工人争取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抗议工会组织者对劳工采取的恐吓手段，并呼吁减少使用临时派遣工（这种雇佣模式会让劳工的劳动权益低于正常雇员的水平）。与优步未来利益相关的群体数量众多，这会导致在公民权益和劳工权益出现矛盾时，彼此的立场发生冲突，因为不同组织在支持还是反对优步方面的立场也不一致。
根据种族来控制劳工的经济关系所造成的恶果，在美国历史上也引发了其他社会斗争。例如，历史学家南希·麦克莱恩就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19—20世纪之交时，田纳西州那场自由矿工与通过租用犯罪劳工以压低工价的雇主（雇主与州政府狼狈为奸）之间所爆发的斗争。“政府体系已经腐败不堪，再加上臭名昭著的奴隶制，造成了一种恶劣现象，那就是执法者会因为轻微的违法行为把人定罪丢进监狱，这样他们就能把这些犯人出租给煤炭公司充当廉价苦工从而获利，而煤炭公司再以此压低自由矿工的工价甚至剥夺他们的劳动机会，而自由矿工组织了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来争取可以糊口的工资和体面的待遇。”54在今天的环境下，严苛的犯罪司法体系对有色人种造成的影响更大，优步的立场是值得赞赏的，但它有点民权组织展示良好的种族关系的味道。
这一策略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种宽松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公司在品牌扩张时的一个吸引点，截至2017年7月，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经扩张到全世界630个城市。在扩张过程中这些合作盟友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他们之间的纽带是基于趋利的动机，这种动机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政治诉求或者事业追求。优步跟司机、民权组织、各类社会运动组织、大学、政客和政府组成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打造一个拥有正面社会效应的企业，这一点它可能是从前辈谷歌公司那里学来的。2017年当优步在多伦多酝酿一个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时，它将多伦多市宣传成自己的合作伙伴，尽管并没有任何官方城市代表或者政府机构主动跟它“合作”。55这有点像你要去以色列度假，却宣布自己找到了一个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潜在合作伙伴。优步与多伦多唯一的关联似乎是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教授拉克尔·乌塔桑，因为拉克尔是优步研究团队的一员。优步这种一厢情愿的社会宣传让人不可思议，不过它还是在很多地方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合作关系和意向。安大略省的伊尼斯菲尔镇和佛罗里达州的奥尔塔蒙特斯普林斯市都同意将优步的服务作为公共交通体系的补充部分。56当城市主张削减公共服务而用私人服务来替代时，结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以NF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与城市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例：各个城市投入巨资为球队建设了球场，并给联盟巨大的税收优惠，但有时候NFL会从当地退出，留给当地政府的只有空空荡荡的体育场和球赛将会带来巨大商业收益的空头支票。57对市政府来说，他们拿纳税人的钱投给这些联盟和合作伙伴，但带来的收益少得可怜。58有时候，优步这种建立合作关系的做法感觉像情感绑架，这种微妙的不诚实的做法成了它常用的手段。
由于数字文化是一个各种利益交织重叠的网络，优步与其中一个合作伙伴的互动可能带来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反应，结果会影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除此之外，公司有意识地将品牌形象与各种合作伙伴和组织——从共享经济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关联起来的做法，也是招致人们对其自我宣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和批评的原因。592014年新年到来前不久，优步宣布“我们与反醉驾母亲协会达成合作，呼吁人们拒绝酒驾”，而众所周知新年是酒精消费最旺盛的节日之一。60这条新闻不仅仅是大众的一个谈资。在优步乘客端软件上，乘客可能会在自己的目的地信息下面看到一个加拿大反醉驾母亲协会的插件，上面有类似这样的信息：“在多伦多一个寒冷的冬夜，谢利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这是一个一场酒驾如何彻底改变自己人生的故事。”61
优步和来福车都加入了反对酒驾的事业，将自己的服务宣传成避免死亡事故的保护屏障。然而，新年夜同时也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司机们根据系统提醒的高需求量涌入街道，但一些人却控诉根本没有所谓的“一年中需求最旺盛的时刻”，也没有预测中的高溢价。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司机的供应量足以满足乘客的需求，因此也就没有激活溢价政策。除此之外，许多城市的管理机构也做好了应急预案，提前安排了代驾服务，有些甚至还是免费的，就是为了降低节日期间酒驾的发生。62这种关于额外收益的虚假承诺让一些受误导的司机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但把优步宣传为解决酒后驾车难题的替代方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采访新奥尔良的优步司机凯伦时，她回忆起自己的经历：
路过一个酒驾查车点的时候我车上有四个年轻男孩。通常我都会在车顶放一个优步的标志，但那次警察没有看见。他让我靠边然后说：“请下车。”我打开车门准备下车的时候，他往车里看了看然后看到了那几个乘客，他问我说：“你的网约车标志呢？”我给他指了指，他就说：“好吧，那你走吧。”他根本就没有检查我是不是也喝了酒。当然，我那时候也没有喝酒，但因为有优步的标识，我就不用在检查点接受检查。
凯伦是一个白人女性，孩子已经成年。她和当时车上几名乘客在年龄和各方面的差异对比可能也从侧面证明了她是在工作。“我感觉有意思的是，警察是看到乘客后才认出我是一名优步司机。当时车上是四个亚洲男孩，看上去差不多是上大学的年纪。”但是，她补充说自己也听到过关于优步司机酒后驾驶的事，她认为警察不应该对一个品牌盲目信任。我在洛杉矶遇到的一位司机说，有一些喜欢酒后开车的司机会故意在车上贴上优步或者来福车的标志，这样就不容易被警察拦下来。但是我并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63
这种混乱的合作关系会对司机造成很大影响。由于优步一直受到媒体关注，因此相比作为竞争对手的出租车行业的同行，优步司机也希望自己的工作环境可以受到更多关注。除此之外，司机还学会通过媒体报道的内容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工作。在一个论坛上，一位优步司机发帖子写了自己最近遇到的一起事故：“那个开车差点把我撞死的醉鬼是一名优步司机。我们本来应该是让人们更安全的，而不是去制造新的问题。”论坛中的司机一般都会积极关注媒体上对公司和网约车行业的相关报道，这些报道也会对各地的司机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德雷克是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一名司机，他在帖子里讲了一个发生在加州圣迭戈市的故事，标题是“好勇斗狠的优步司机因酒驾撞车被指控”。德雷克在帖子的开头写道：“又一名司机给我们的形象抹了黑。”优步往往通过展示那些引人关注的伙伴关系来美化自己的形象，但自己打造的这套说辞如果失控的话也会给它带来不小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