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论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优步如何将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两股社会潮流聚合在一起的图景：一股是越来越多的临时劳动力，另一股是数字社交网络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常见的手段有合同外包和分包。优步也不例外，把司机归类为独立合约人，像对待低价值消费者那样对待他们，并且运用算法来对他们进行管理。当公司为分散的、大规模的劳动力群体构建新的劳动风潮时，算法则让优步所制定的规则可以在现实中实现。而在脸书和谷歌这种面对消费者的平台上，算法则用来管理用户。由于跟雇主之间的距离，司机转借数字文化汇集他们无法直接从算法雇主那里获得的信息。当雇主拒绝对员工承担责任时，工作文化中就出现了鸿沟。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数字文化则为劳动者打开了第二股机遇的大潮，让他们可以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并不能让他们免受剥削，而且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如果在一份工作中，工作环境在不断变化，不全面和不客观的信息——秘密实验、一条临时的计价政策或者一项试用功能等——则会快速扩散。如果错误的信息通过同样的渠道传播，那么司机话语的可信度将会大打折扣。从算法管理到联合维权，这些动态表明优步在社会中造成的影响已经远不止一点波澜而已。这家公司所到之处都引发了无限的连锁反应。
除了优步的经营行为或者发散性的影响，本书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优步如何利用一套科技术语来颠覆现有社会的角色认同。优步的自我定位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运输公司，它使用这套逻辑来证明自己为什么不用去遵守《美国残疾人法案》关于提供无障碍设施的规定。数十万劳动者在优步平台上获得了工作机会，但优步却回避自己作为雇主的角色。优步按照自由和独立的创业者的身份，通过自动的算法管理向司机收取费用，并利用算法来掩饰它对司机工作表现的控制。因为科技是“连接人”的，所以优步将自己提供的工作和服务定义为在共享经济中所做的一种共享行为，这有效淡化了工作应该获得报酬这一本质。诸如报酬缺失这样的问题也被拿来用科技术语解释，比如“系统故障”。价格歧视的市场逻辑被重新包装成一种人工智能的新发明。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术语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被用来混淆事实指鹿为马的。本书的创作动机不仅仅是来自科技行业的运行机制，也是源自科技术语在美国文化中巨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优步司机在美国总劳动人口中的数量占比是很小的，却代表了科技在日益流行和扩张的长期零工潮中所扮演的角色。两位顶尖的经济学家，劳伦斯·F.卡茨和艾伦·克鲁格发现，“那些通过优步或者TaskRabbit这样的线上中介提供服务的劳动者，2015年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为0.5%”。9但优步对科技、文化、商业和工作的影响要远大于劳动力人口的占比。那套科技意识形态是帮助优步取得成功的强有力的文化工具，作用不亚于公司内部的运营机制。硅谷科技公司在美国社会所塑造的流行文化让我们已经提前适应了优步所采用的科技公司的雇佣模式。优步对社会文化产生的与其公司规模不匹配的强大影响力，一方面源于其随处可见的服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身上所带的争议性吸引了媒体大量的关注和报道。优步为司机所设立的工作条款，也成为我们讨论科技在未来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的参考条件。
作为优步最受人关注的联合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成了代表硅谷文化的勇士之王。虽然优步成为人们眼中“100亿美元俱乐部”的一员，公司估值达到将近700亿美元，但卡兰尼克最终还是在2017年因为无休止的可能影响公司前途的丑闻隐退。一直负责报道硅谷公司的科技记者萨拉·莱西在2017年7月14日蒙特利尔创业公司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
硅谷是一种从本土发展出来的文化：只要是估值最高的公司，都会对所在地区的整套文化产生与其实际实力不相匹配的影响力。一开始是优步，这是硅谷历史中上市之前估值最高的一家公司，一度达到700亿美元，我们之前从未见过能达到这一高度的公司。这家公司完全由创始人控制，但由于三年间发生的各种丑闻，创始人被迫出局。正是这些对既有规则的破坏和对法律的触犯，给它们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无数媒体封面的关注与报道。结果它的表现似乎是不清楚触犯税法、触犯劳动法以及窃取商业机密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组织。
优步之所以对既有的约束其经营行为的各种规则选择无视甚至持有敌视的态度并拒绝遵守，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来自美国社会中所流行的由共享经济所塑造的所谓颠覆模式。
不过优步忽上忽下的声誉并不影响它在更大层面上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想象科技在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时，优步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供我们参考。随着优步达到一定的高度，它成了科技乐观主义分子言必提及的对象。对许多城市来说，接纳优步成为把握科技前沿的标志，或者至少也代表自己成了全球科技商业市场的一分子。当优步和来福车在2016年5月轻盈地转身挥别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作秀式地抗议当地政府所设定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例如数据共享和对司机进行基于指纹的背景调查）时，媒体用“失去优步后，奥斯汀也痛失科技之都的称号”这样的标题来描述当时的局面。10温哥华是加拿大所有主要城市中对接纳这些共享经济公司表现最不积极的一个，11这让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们忧心忡忡，学校里的社区专家在2016年11月参加研讨会时就曾表示：“为什么温哥华加入共享经济的脚步如此缓慢？”12
如果哪个大都市没有优步的身影，那么对这个城市的声誉来说多少会有点不好的影响，因为这标志着它们在其他同伴面前已经落伍了。在一些城市，优步的服务已经成了基础设施服务的一部分，这也是许多城市将基础设施服务私有化的常用做法。2017年5月，俄亥俄州佩恩斯维尔市的一位地方法官判处酒后驾驶人员在自己手机上下载优步和来福车软件，作为他们接受缓刑的条件之一。13对消费者来说，来到一个没有优步服务的地区感觉就像是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美国和加拿大游客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时发现在当地上厕所还需要收费一样。
优步不仅仅是你下载在手机上的一款软件：它改变了你在城市中的出行方式，就像WhatsApp在巴西和Waze在以色列的影响一样。在巴西如果关闭WhatsApp，那么整个国家的线上沟通交流就会瘫痪；同样，在以色列如果Waze软件错误地提示司机绕开某条大路，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交通大堵塞。14优步的概念及其商业模式的逻辑已经远远超过优步公司本身。
不论是作为劳动者还是消费者，硅谷的种种算法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优步向我们展示了技术已经以一种意想不到并且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性质。共享经济通过将工作与利他动机和行为相结合，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文化，并让人们重新审视工作者的身份和工作本身的价值贬损问题。除此之外，优步还为自己的员工定义了一种新的法律地位，强调他们更接近科技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这种法律层面上的细微差别其实对我们如何定义和归类工作造成了巨大影响。
优步用算法驱动的雇佣模式，代表了科技如何彻底改变我们对工作的定义，以及工作的组织形式。我怀疑优步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打破我们对工作的定义。当优步应对影响其商业运营的挑战时，它似乎发现了更大层面上的文化暗流，并有效捕捉了这种情绪，然后动员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一过程中优步所带来的冲突和挑战，展示了我们与这些经营行为之间的摩擦。但最终，优步作为一种理念上的成功，让人们不再去深究其百亿美元身价背后的种种经营手段。并且不论现在优步是什么情况，它所造成的影响和变化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优步与司机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在当下新的数字时代中，我们所面临的劳动关系是如何被改变和塑造的一个例子。针对消费者的算法管理的兴起在硅谷那些数据驱动型的科技公司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生活中如果不使用这些技术和服务，你简直寸步难行：谷歌地图这样的导航应用为我们推荐出行路线并提供道路拥堵信息，而脸书则依赖一套算法引擎为我们生成日常消费的各种信息。我们没有把谷歌或者脸书当成共享经济的一部分，但本书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在这些强大的科技平台面前，即使它们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中立客观的，用户依然处在任人摆布的弱势地位。
从表面上来看，司机和乘客一样是优步科技服务的消费者这种自圆其说的做法，只是优步逃避监管的一种手段而已。毕竟，优步为了规避监管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已经名声在外了。但当我们近距离仔细观察时，优步对待司机的方式确实又像消费者又像劳动者。通过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优步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定义。优步从这种身份模糊的策略中受益，因为这让人们很难确定他们到底适用哪些监管规则。如果司机没有拿到应得的报酬，他们是应该按照劳动法来追究工资盗窃，还是应该按照消费者保护法寻求不公平和欺骗行为的赔偿？优步不仅打破了法律，也打破了既有标准，这让人们看到两者的脆弱性。优步所带来的新标准对消费者和劳动者来说是更好还是更坏，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优步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不管是在它身上发生的各种丑闻，抑或是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优步依然成为大众对未来工作想象中的一个代表形象。与此同时，优步只是我们被已经普遍使用的科技所利用的一个例子，背后的原因或许仅仅是我们想要使用这些技术而已。15优步用一种非常昂贵的手段深刻改变了各个利益相关群体所处的关系和环境——从司机到乘客，从工作者到消费者，从科技行业到出租车行业，从政府和监管者到民权组织，等等。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使系统规则符合自己的利益需求，优步运用硅谷的算法重新改写了我们的工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