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坦言，以下这篇文章，选自201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一种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人那事》一书。
我曾经无数次想把此文大卸八块，重新排列组合。但当我温习此文，还是被此间少年的稚嫩热忱所感动，舍掉哪一段都有割肉般的痛感。
那个时空里的我，理想主义爆棚，有“春风十里不如你”的革命热情，日记里写的都是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话：
“每次到南院（评论部），都会深沉凝望它的每个角落，我对自己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可以在南院的机房穿梭，可以在南院的休息室肆无忌惮地睡觉，可以看到那些对我还是神话的人，所以，我愿意以匍匐姿态前进。”
当时白岩松在给那本书的推荐序言中写道，“刘楠，小妹妹，《东方时空》开播时也就十来岁，后来机缘巧合来到南院，听着年长者像讲老故事一样讲着《东方时空》的一二三四。一般人听过也就罢了，可刘楠却开始好奇地打井，终于越打越深。刘楠这本厚厚的书，成稿于《东方时空》即将迎来二十周年之前，虽然很多是新近发生的故事，却很像是对《东方时空》精神的一种复刻。有时候，一些事情的梳理是需要距离的，距离不仅带来客观，还对身在其中却已麻木了的人构成一种唤醒：又该出发了。”
当时南院一个元老曾经评价我“被南院附魂了”，然而时过境迁。我终究成了从南院消失的年轻人，投奔他处。
《幸福了吗？》一书的结尾，白岩松写道：“有人就有趣，有人也才有真的欣喜与悲伤。而今日，当我记述着别人在我心中的印记的同时，我又将在别人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记呢？”
这是我最难下笔的一篇。关于他的印记。
媒体同行或研究人士，早已对他进行了或素描、或油画、或山水画式的诸多勾勒，有些形韵俱备，智妙入神，当然也有些云里雾里，用各种玄远的体制词语主题先行。
我忐忑于自己拙劣的画笔会损耗真实，折煞了师长的情谊。倒是想起关于岩松的一个细节，心中稍稍释然。
他也“素描”过别人。他喜欢指挥交响乐的卡洛斯·克莱伯，就找油画家画了卡氏的铅笔素描，挂在家里墙上，和墙上挂着的另两个外国人巴蒂和格瓦拉做伴。
其实，素描画上尖尖鼻梁的卡洛斯·克莱伯，和逼真还是有距离的，但是欣赏和领悟的情结在，整个气场里都是魔术般的音符。卡洛斯指挥贝多芬《第七交响曲》那酒神般的气质，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感伤而典雅的狂想，都嵌在那张素描的笔触中。
人对人的洞察，就像导演安东尼奥尼对拍电影的理解，表露的真实背后，还有一个对真实更忠实的意象，循环往复，所以安氏的电影结尾常常是开放式的。
岩松也常说，世上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要看环境激活了什么。
我想，对于一个充满着丰富矿藏的人物，无须洞若观火般打量每个角落。当外界用“理想改良者”“体制通话者”来把他架持在某种角色上时，我只想寻找另一种抵达，抵达某个柔软的角落。
那是睿智的师长、周全的同事，在你生命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那是他为我一个总播不出去的片子而费神谋划，为一期不合格的节目宁愿不播出也不逾越底线，那是他在赠送我的新书上写的暖心字语：友，多多快乐！在餐桌上为我的忧虑状态提供化解之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