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波·波夫：去，杨继红波波娃家，抄家！
白岩松·斯基：是否，缺少终极关怀？
朱波·波夫：瞎掰！这年头，没有钱，哪来什么关怀？好好开你的吧。
白岩松·斯基：我们是否走理性的四环路？
朱波·波夫：随便你。嗯？嗯？这是哪儿？
白岩松·斯基：理性的四环胜过激情的平安大道。
朱波·波夫：大爷了！四环路还没开通呢！
白岩松·斯基：你骂我行，我最讨厌人骂我大爷。我是十大杰出青年，奥运会我现场直播，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我是主持人，我和总理照相，我和总书记握手，啊？我看话剧我坐第一排，我带头给他们鼓掌，我采访了200多个东方……你、你不能打我脸。渴望，年老！！
那期评论部恶搞的年会《分家在十月》片子里，“白岩松·斯基”被安排了“英年早逝”，临终的口号，是梦想夭折的“渴望年老”。
1997年，我高二，曾经把他那篇《渴望年老》当作范文背诵。
年老的主持人最具诱惑力的方面在于那种金子般的成熟心态。人在年轻时所具有的那种易冲动、好偏激、个人目标的左右摇摆，家庭生活的无着落和不稳定，稍有挫折便愤世嫉俗，偶有表扬就不可一世等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大忌，到年老时都已成为过去。人到中年，人生河流已冲过激流险滩，在宽广的河道上平稳流动……
那时我15岁，最喜欢看《东方时空》《南方周末》，是班上唯一一个订阅全年《中国青年报》的人，为了看其中的《冰点周刊》。那上面，围绕大学生为救老人牺牲值不值，梁晓声和各路人士论战如火如荼，我第一次听人讨论“人性的冰冷”。
那年，我从杂志上看到，央视新闻评论部出版了第一本记者手记《焦点外的时空》，我骑着脚踏车逛了几家书店，终于找到了这本书，用铅笔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轻轻画着，其中就包括书中岩松的这篇《渴望年老》。
能在20多岁拥有家喻户晓和奖杯簇拥的声誉，现在的新闻人再难比肩，更难克制内心的欲望翻滚。
而在那时，岩松却在文字中袒露自己的忧思：“常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表扬，听多了竟有了一种揠苗助长的感觉，其实现在都还没有资格被别人说好，大家都在赶路，离明天那个‘真正’二字，都还有一段人生距离需要填补。”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柴静还记得，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岩松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岩松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伴唱《匆匆》，泪光闪闪。
从写“渴望年老”的20多岁到44岁，岁月推搡着他，“渴望年老”慢慢迎面而来。
他依然语气顿挫、义正词严。他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大型直播，被媒体称为“电视老人”。新闻系学生把他当精神教父，而当期望对老面孔的崇拜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却发现没有合适人选。
他说：“我曾经跟很多年轻人说别指望我停下来等你，你必须用更快的速度超过我。”
近二十年的路上，我这样一个当年索要《痛并快乐着》签名的80后，已幸运地成为他的新同事，崭露头角的90后、00后也渐渐熟悉这张面孔，不过，他们索要签名的书，名字更关乎心灵和信仰，叫作《幸福了吗？》。
不算上特别节目，他的工作量也很惊人，每周他要保证《新闻1+1》的三期直播和《新闻周刊》的一期录播。
无数个夜晚，晚上10点，下了央视老台方楼二楼《新闻1+1》直播台，他西装换为休闲服，与我们道别，披着月光，奔回东郊的家。
找他的邀约从不间断，他却不当好好先生。
抗拒名利与权势的诱惑，与各种商业活动保持距离，却尽力挤出时间，对高校的演讲邀请敞开大门。
他说，他喜欢和高校学子交流，正在被知识启蒙的年轻人，即将成为舞台主角，是推动历史的最大潜力股。
直播时，他谈民主改革、制度推进、程序正义。而在高校，他的演讲题目多是“青春、信仰和幸福”。
在网上，大学生们把他演讲的文字一一整理出来，我也好奇地从中打捞着另一种姿态的他。
那个他，自称“师哥”。
结合自己八次租房的经历，谈“蜗居”、高房价、北漂与“逃离北上广”。
那个他，谈不可替代性。
“不可替代性强，获取自己更加稳定的位置和向前进的速度就更快，不可替代性需要你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维方式，需要你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来。”他说。
那个他，还谈电影。
“最高明的恐怖片的导演，高明之处在于，调动你自己的想象力吓唬你自己，人生对未来的恐惧就是如此，都是你自己的想象把自己吓着了。”他说。
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与纷繁复杂的新闻世界厮守，而他，展现出一片舒展的生命姿态。
“36岁本命年的时候，《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一下子让我把很多问题想明白了，‘无私为大私’，不是总像我们说的要大公无私，喊口号，人家就告诉你，无私为大私。当你真无私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最多的。”他说。
那时，他一下子推掉了几个栏目的制片人职位。在央视，制片人意味着“人、财、物”大权在握，他的放弃需要多大的胆识。而现在，他没有任何行政职位。
“不开车，不做官。”白岩松的母亲曾叮嘱他。她觉得这两件事都“不太安全”。从第一辆富康车，到国产红旗、银色帕萨特，再到白色奥迪，岩松说：“现在车开上了，就不能做官了。”
柴静说：“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
当年，他任《时空连线》制片人时，每月会给同事发一本自己推荐的书。
《新闻1+1》时期，早已远离领导岗位的他，偶尔还会给同事发书，书的种类很跳跃，有时是科学松鼠会的科普书，有时是传播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这种严肃学术书。
他爱看书，但很少给人写序。
在各种谋略心机、讲求实用上位的书堆中，能入他法眼的书不多。
他给证严法师、于丹的书写推荐语和推荐序。这是两本与心灵细语的书。
他给证严法师《静思语》一书的推荐语是：“《静思语》包含人性之间的大爱和大美。这个社会一定要找到信仰，信仰不一定仅仅用宗教去表现，但是各种宗教所蕴藏的一些东西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支撑，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到这本书。”
在他给我们《新闻1+1》同事开的“后海会议”上，他多次谈到慈济的证严法师。
而给《于丹趣品人生》写的序，似乎也是他这两年的一个阶段性心得。
序的名字就叫《做一些无用的事》：“太多有用的事把无用的事推到了边缘。人群中，人们只愿意结识对自己有用的人。名片上的名分决定了哪一张因无用而该撕，而哪一张又因有用而该留。有用的人被人人需要，人群中有趣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甚至时间长了，我们的人生都开始干涩无趣起来。”
他讨厌干涩的人生，业务的认真挑剔，不影响聚餐中的欢腾，不影响生活气息的浓厚。
他深谙星座学。有一次后海聚餐，他把我们每个人的星座和特点都点评了一遍。
他是狮子座。他说这是“一群人坐在车里，把方向盘交付给他会最安全”的星座。因为狮子座“有使命感，负责任，会非常认真地开车”。
据说，狮子座的性格特征是：思想开放，竭尽全力冲破自己能量的极限，战胜艰难险阻，去开创光辉灿烂的新局面。经常闪烁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火花。
他酷爱足球和音乐。
遇到“中国足球打黑”“审判足球官员”之类的新闻，《新闻1+1》的节目绝不会放过。他一遍又一遍，表达他的愤怒。
他听小娟的民谣、“痛苦的信仰”的摇滚，看最新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神探夏洛克》，在饭桌上和我聊话剧《喜剧的忧伤》，一部关于日本喜剧审查制度的反讽剧。
伦敦奥运会，他做《奥运1+1》节目，每天他都在选歌，用到节目短片里。我的同事说，白老师，我还跟你学会了怎么选歌。
孙杨拿了金牌，他想到了16年前的1996年，自己采访拿了两个第四名的蒋承稷，然后是2004年中国游泳队获得的银牌，然后到这次孙杨的金牌，他就选了张行的《一条路》，他说，这歌配得上这16年中国游泳队的路程。
刘翔退赛，当晚的节目，他第一时间采访到刘翔的父母，他给配的歌曲是《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岩松曾经说，将来岁数大了，自己想去做音乐节目，节目会咬住人和情感这两个最关键的词，这才能真正触动观众。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在新闻节目中，开始某种“实验”。
2011年4月6日，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第一次在中国演出。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进入《新闻1+1》关注视野的题材，但是岩松在《新闻1+1》坚持做了这期另类的节目，名叫《让答案在风中飘一会儿》。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说，《答案在风中飘荡》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是1963年，现在过去了近50年，过去的鲍勃·迪伦被大家认为是反叛的，今天听来已经像励志了，“一个男孩要走多长的路才会成为男人，炮弹要在空中飞多久，才可以终于把它禁止。”那个时候听来像是躁动，今天听来已经像莫扎特了，很让你感觉中国真的变了，变得更从容、更自信，在文化方面更与世界接轨。
那期节目我也是编导之一，整个下午，我们从新闻记者临时转为娱乐记者，联系各路歌手、乐评人，浸泡在鲍勃·迪伦的节奏中，恍如隔世。
当然，他不是假公济私。他在这期《新闻1+1》中，努力挖掘鲍勃·迪伦的社会性和新闻点。比如，鲍勃·迪伦是丈量中国和世界距离的符号之一，鲍勃·迪伦的到来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今天的中国，最后，节目的落脚点是，从中国摇滚乐25年的发展轨迹看时代变迁。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他是少有的爱逛街的男人。
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录制完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节目后，他带我们去逛街。新加坡的鞋子很便宜，100多元人民币一双的鞋子，样子颇为精巧。在一家几十平方米的店里，他和我们足足逛了1个小时，端详摩挲，他买了好几双鞋，给老婆的、给孩子的，还颇有兴致地品评着鞋的花色图案。
爱逛街，并不意味着他对繁华物品的嗜好，我几乎没见过他背公文包，常常是提着一个白色的环保布袋，所有的东西一股脑都放进去，“这个省事、方便。”
敬一丹这样评价他：岩松的兴趣极其广泛，虽然近视，但隔着镜片他的眼睛总是呈搜索状，什么新鲜事，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他的传播欲望极其强烈，思维活跃敏捷，状态极其投入，说话时连身体都能前倾。岩松一进门，就像带进一屋子的负氧离子，办公室的空气立马活跃起来。话题一个接一个，当然都是热点；段子一个接一个，当然各种颜色都有。
2012年1月，岩松拿了几本《新周刊》杂志分发给我们。
这本杂志，常以语出惊人的封面主题博得关注，被人称为传媒界的“话题发源地”。
2012年第一期《新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做点无用的事。
岩松颇带赞赏地对我们说，这本杂志的编辑很敏锐，和他聊天时，听到自己说“做点无用的事”，就出点子，把“无用”放大为一期杂志的主题。
其中一篇正是专访白岩松，题目是《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岩松说“无用论”，最爱引用这一个故事。
我去过浙江小城富阳。那里的人们，人人都为出自这里的《富春山居图》而骄傲自豪。仔细一聊，这幅大作，是六百多年前的元代，年过七十的画家黄公望在此山居，用三四年时间完成的。耐人寻味的是，当年这幅画，黄公望正是画给道友无用师的，因此也有人称这幅画卷为《无用师卷》。然而几百年过去，一代又一代人做的那些有用的事，都烟消云散了。却是当年那无用的老人，用清净的心和一根又一根磨秃的画笔，留下的画作显赫起来，终成这座城市的象征和最伟大的记忆，无用的事，真的无用吗？
岩松喜欢的电影《第八日》，也是“无用论”的精神气质。
一个工作光鲜忙碌的成功男人，生活中却焦头烂额，在他崩溃的边缘，一个弱智的年轻人，用最简单的快乐，点燃了他的心灵情趣。第八日，指的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弱智的善良青年身上的人生态度。这部电影，就是唤醒我们心中的第八日。
所以岩松说，如果他去高校讲课，他想讲电影《第八日》，讲弗洛伊德，讲新闻背后的故事，认识人生、人性、流动的生活和变化中的世界。
2012年的大年初一，我收到岩松发来的龙年春节短信。
“龙年我们可以换换生活方式。做公认有用的事已太久太多，愿新的一年，拿出时间多做点无用的事。发呆晒太阳听风听自己的内心，喝茶聊闲看云看生命的喜悦，无无用之时光，定无有用之结果。相约相聚相对无用之乐之美。”
是的，媒体人的这个职业，决定了我们“飞”不起来，决定了我们只能围着实用生计的磨盘原地打转，有的是功利的“有用”思维，缺少的是“无用之美”。
“无用”之学，对于媒体人，是一种与生命美学有关的职业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