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接到焦波老师发来的微信，他的最新纪录电影《出山记》要在北京政协礼堂首映，邀请我参加。
62岁的焦老师，因为《俺爹俺娘》《乡村里的中国》等作品在业界名声响亮，但他却一点也不骄傲。
我曾经亲身体会过，焦波老师如何善待每个平凡的人，并尽力提供帮助。2017年5月，我的关于云南“盲井村”的跟拍计划入围国内某纪录片提案会。单枪匹马的我，试着邀请焦波老师做指导。隔着电话，正在贵州山窝窝里带病拍片的他，对我这个陌生晚辈，竟然爽快答应。
这次收到他的邀约，我又惊又喜。但是因为身在国外，只能隔洋祝福。我密切关注着相关报道，在《出山记》首映式现场发言嘉宾的照片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白岩松。
在《出山记》首映式上，白岩松点评说了“三个一”：《出山记》是一面镜子、一种态度，最最重要的是做到了一种沟通。
他评价片子平视的态度和工匠精神：“老话叫‘值得大家学习’，用新话来说就是‘必须点个赞’。我觉得不管干什么职业，没有这种态度，还谈什么工匠精神。所以这部影片是工匠精神态度的杰作。”
在国外电脑屏幕前看着，往事汩汩浮现在我眼前。
一、被我“烂尾”的《乡村里的中国》
在《新闻1+1》工作七年，我有一个“烂尾”的新闻任务。
2014年3月初，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的白岩松，在当年的“两会”前，忙里抽空给我交代了一个“任务”，学习焦波当时拍了一年上映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找一个村好好蹲点，拍一个《新闻1+1》版的“乡村里的中国”。
这个“壮丽”的任务很提劲儿，可是拍哪个村有代表性呢？
白岩松给了个提示，他说看到新华社记者刘杰拍了一组陕西乡村“空椅子”的照片，很震撼。照片拍的是陕西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留守群体。每张照片都是残缺的全家福，每把空椅子都是一位不在身边的亲人。
他说，找到这个村子的人，挖挖背后的故事，他也可以去现场。他说，电视图像符号需要载体，好的故事表达要有吸引人的形式，“空椅子”这个符号是很好的探村引子。
我知道，他似乎也有一点点“量身打造”的意思。当时我的采访兴趣已经聚焦在乡村，已经走访过中国十多个村庄，包括广西“砍手党村”、云南“盲井案”村、四川大凉山“童工村”等。
在我看来，乡村是一个很多人假想中的孤岛，一直被想象，从来未被真正凝视。流行的村庄叙事充满疮痍、怜悯与乡愁迷思。而一些乡村问题中美好的复杂性与丑陋的合理性被忽视，很多时候我们对村庄从疤痕中破土的力量视而不见。
那时我在栏目组有点另类，总是选择最偏远最难以播出的“黑色村庄”之类的新闻题材。幸好，我们自采的选题，白岩松几乎都会在《新闻1+1》做演播室评论，现在想来，这也是一种精神支持。
那时白岩松大力提倡《新闻1+1》多些一手探访的节目，而不是用别人的素材“炒剩饭”。他理想的模式是《新闻1+1》每周5期节目是“4+1”，1就是自采节目，他希望我们做真正去现场的记者。
记得有一年年终聚餐岩松曾总结：“别人都喜欢到大都市采访，刘楠最大的特点，是喜欢跑最穷的偏远村庄。”
回到2014年岩松提议的《新闻1+1》版“乡村里的中国”，无疑这是让我兴奋的选题，我摩拳擦掌去筹备，但是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空椅子”系列照片是刘杰去陕西很多村拍的，不是岩松原来想的一个村，怎么办？
为了这个选题，我专门找新华社记者刘杰了解了背后的故事。从众多他拍过的村庄中，最后聚焦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庄。随后，我给照片主人公、村主任、镇长等一一打电话、微信沟通，他们直言不讳一些棘手问题。
这个村庄有“空心村”和城镇化转型的众多特点。例如全村700多人，有一半以上在外地打工。种地的人少，留守老人和儿童种地困难，请工人一天七八十元的费用付不起，导致大部分土地荒置。房子空置多，有一个自然村已经空无一人。该村因为人口减少面临和他村合并，这个镇也因人少要被撤并。还有，陕南移民政策村村民享受补贴去镇里社区买房，但是缺乏配套设施等造成“伪城镇化”。
实际操作的问题也不少，刘杰之前拍这个村只有一张“空椅子”的照片，白岩松所在意的电视画面符号感较弱。于是，村干部又帮忙拍了村里更多“空椅子”照片。我当时微信加了很多村民，一直保持及时沟通。
从春天到初夏，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一个多月后，我写好了策划方案给白岩松，他支持我前去拍摄，说他做演播室评论。但是制片人认为这个陕西村庄的故事虽然有关于留守等问题的典型性，但是没有特殊性，故事不吸引人。后来，这个计划就搁置了。
很快，白岩松又给了我另一个选题任务，北京新“蚁族”聚集村，一做就是四集，自我安慰一下，这也算是“‘城中村’里的中国”，弥补之前的遗憾了。
2015年底，在我离开《新闻1+1》之前，最后一个外拍选题，也是关于村庄的，和往常一样，白岩松是演播室评论员。
选题还是我一直关注的“黑色村庄”题材。河南浩宸担保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涉及3500多农户共2亿元资金无法兑现，两名农民不堪压力相继自杀。
我在河南省西平县见到了随身携带遗书的武金成，这个做过36年邮政信贷员的老人因为德高望重，被浩宸担保公司聘用，从十几家村民手中集资209万元，却被骗了。
他不明白，担保公司有省工信厅颁发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在这个前提下，非法集资的非法业务、伪造的合同为何在各种监管部门的眼皮下轻易过关？如果不是农民自杀、新华社等媒体报道，这样的非法集资案立案都难，而立案后，依然是石沉大海。
白岩松在演播室连线的中国人民大学向松祚教授在《新闻1+1》节目中说，这就是地方监管不作为的问题。一些地方发许可证有寻租空间，乱审批，出了事各部门又互相推诿。而立案后的漫长等待，不知道还能让随身携带遗书的武金成，让那么多被骗走血汗钱的家庭支撑多久？
那期节目开头引用了河南农民赵作海的例子，当时他好不容易获得的20万元国家赔偿，其中一部分中了非法集资的圈套被骗走，他在追讨中摔倒住院，这个故事侧面说明了非法集资在一些乡村的无孔不入。
《新闻1+1》这期节目标题，是白岩松起的，简单明了，带着一声叹息：农民想理财，只能被骗吗？其中，白岩松说这件事的严重性等同于“三聚氰胺”的危害。
白岩松说：“农村要是穷的话，养孩子会用玉米糊或米汤，可能也就不会出现喝的奶粉掺三聚氰胺的事。但是农民开始慢慢富裕了，他们看城里人养孩子用奶粉，那他们也用奶粉，但用的可能是相对低端的奶粉，也许就会碰上劣质奶粉。现在农民手里慢慢有一些闲钱了，也学城里人想要理财，但是各种因素限制，安全相关的意识、法律的保护等都不健全，于是类似这种非法集资的事情就进入了农村，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对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