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面对棘手的枪击案报道争议，我当时给业界学者、知名媒体人发信咨询，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快，《中国青年报》的编委曹林回复了我。
曹林对这件事的解读是：“岩松的表述没有问题，事情超出新闻专业讨论，是警界对此前舆论仇警的报复性情绪，借机找到一个发泄口。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严重的警媒对立。”
我把曹林的这段话，也发给了白岩松。在我看来，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的场域是开放的，新闻人应该有从感性到理性的到场，需要一种叩问彼此、多方求证的工作态度。
肃宁枪击案争议不是孤立的舆论讨伐事件，之前发生过几次涉警事件。例如2015年5月17日，岩松在《新闻周刊》栏目中对庆安枪击案评论：“这件事就该结束了吗？显然还不能。公众的一部分怀疑还在，对结果还不能产生百分之百的信任，比如，徐纯合到底为何阻拦乘客进站？更加完整的监控能否公开？警方和检方是否会出具详细的调查报告？能否有上一级的部门或更加中立的机构介入调查？”
在这些事的情绪累加下，干警们表面上看是为肃宁枪击案中死伤的战友鸣不平，其实是他们在战友的牺牲中体会到了旁人无法体会的委屈。他们痛惜，又反观出了自己有可能面临的危险等。某种程度上，警察表达一种长期情绪的隐忍，也反映了其群体心理平衡的社会代偿机制失灵。
广义上来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民众情绪化的淤积，由于国家出于政治稳定等各方面的考量，造成现实生活中能够使社会民众心理平衡的社会代偿机制相对不健全，网民能够宣泄情绪和不满的渠道和场地有限，有时他们会用更极端化的“表达方式”来作为其社会心理代偿的“替身”。
时评《“围剿”白岩松的得与失》中说道，警界通过这次对白岩松舆论围剿所展现出的另类“战斗力”，也会让民众对这个群体更加敬而远之，如果说过去大家怕的是警察的“硬权力”，那么今后可能还会忌惮这个群体的“软实力”。
警察群体基于其自身“社会境况”和“社会遭遇”的一致性，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绪共振等叠加，借助网络的“放大器”和“共振器”双重效应，肃宁枪击案事件成了点燃社会淤积情绪的“引爆点”。
对于网络舆论中的群体极化心理，很多社会学家认为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联网裂变时代，这次舆论争议所体现的警媒群体撕裂值得注意，白岩松在回应中也说，现在中国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人群共识的撕裂。每个人都急于站队……现在是不是又要出现媒体、公众和警察之间的撕裂？
回到岩松枪击案报道惹争议事件，白岩松如何看待警察群体？
白岩松有话说：“我有四个中学同班同学都是基层警察，我会不了解他们的辛苦？我太了解了。所以在那期节目的后半场，我主要在为很多基层警察说话，我觉得对基层警察的投入不够、训练不足。甚至有一个微博后来提出很多的质问，我看到就乐了，全是我在节目里说过的内容。所以这年头，你不得不接受各种曲解，因为大家都只看标题。”
他认为，时间可以澄清很多东西，全世界对警察、法官、教师、医生、政府公务员等职业的行为都格外关注，为什么？因为这是公权力。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另一种尊重和期待。你想，全世界各国每年的很多大新闻不都与警察有关吗？这是因为全社会都会高度关注这样一个拥有公权力的职业。他说：“现在是，将来还会是，我觉得很多警察朋友应该去慢慢适应这种高度的关注，它不是委屈，它是另外一种尊重。”
是的，《新闻1+1》北京“蚁族”聚集村系列，就报道了人口倒挂村警力严重不足、警察工作辛苦的情况。节目播出后，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增加了警力，并在北京13个城中村建立了流动派出所，警察的工作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警察是人民的卫士，我们尊重警察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遇到问题不能批评警察。有文章这样评价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警察之所以改进和进步，其实与舆论的紧盯和批评有密切关系。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收到的批评越少，就越可能使他（它）脱离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