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构的生态中，新闻专业主义能成为职业媒体人坚守与生存的一面旗帜吗？
有学者说，变化才刚刚开始，我们应该以流动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新闻专业主义，要看到它的不足与乌托邦的意味，也要看到它的坚守。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扬弃与再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课程中，有一门叫作主文献阅读课，老师曾推荐过潘忠党和陆晔老师2002年发表的《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一文。文章说，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并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
这话的确很学术，但是可以看出“专业主义”这个词知识光谱很丰富，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场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文中也引用了白岩松所在的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例子。在1993年电视业改革开始时，央视评论部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接触到了一些西方新闻工作的作品和理念。《新闻调查》的制作者常提到观摩美国的调查节目《60分钟》，这个节目常常被用作评判自己节目的专业标尺。他们不是对西方媒体的简单“移植”，而是借助改革和“舆论监督”等官方的号召，以访谈、交谈、调查等西方新闻常用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对新闻报道进行的专业探索。这种探索背后有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新闻从业者的正义感和对真理、事实真相的执着追求。
2017年，潘忠党和陆晔两位老师在《成名的想象》一文发表15年后再度撰文重提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何去何从？他们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我们想过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这一更基础层面的问题上。只要民主的公共生活对我们仍然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和价值追求就仍然具有规范新闻实践乃至重塑公共生活的意义。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制约新闻从业者，而且也是公共生活中各类交往活动需要共同遵循的交往和表达规范。
浙江大学的吴飞教授认为，新闻专业主义虽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社会不应再拘泥于所谓职业新闻人的身份，而应强调“专业功能”。职业新闻人在专业内容生产之外，还应以理性、中立、客观的专业主持人和协调者的身份，促进“不同部分的真理表达和相互认知”，增进共识、弥合分歧，进而推动社会整合。
清华大学的史安斌和李彬教授认为，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新闻专业主义如何走进、参与公共领域，而是公共性如何在新闻报道中得到体现，“无论从哪种最前沿的理论或最新潮的视角来看，‘走基层’报道的实质都是让新闻报道回归其‘人民性’和‘公共性’的主体，让普通民众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体”。
我想起白岩松曾经给《新闻1+1》编辑部成员发过一本书，名叫《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
舒德森的这本书考察的是“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新闻影响着社会，社会建构着新闻。新闻在产生的过程中深受市场、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新闻所塑造的信息呈现出的偏见、倾向、框架以及大多数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不是由个人原因所导致的，而是受社会结构与常规的规制，以及专业主义的问题。有话语权的群体可能不怎么喜欢新闻业，但是也正在这样的情境下，新闻业才证明它确实是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