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反问发言人，声援小学生戴上“绿领巾”

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伤亡惨重。事故原因尚未明确，媒体怎样发声？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通道就成了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在事故发生后两天，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二天《新闻1+1》播出了《中国高铁：重建信任！》的节目。

白岩松在这期《新闻1+1》节目中这样评论：“我帮他（王勇平）统计了一下，他向所有的记者和在场的人员提出这种反问，‘你们相信吗？’一共提出了不少于三次。他自己的回答是‘我相信’。是，我相信他必须得说‘我相信’。但是你要问我呢？我的答案是，一个多月之前我愿意相信，但是现在我不敢信，不能信，就算我简单地信了，对铁路部门纠错也不一定好，要想让人真信，有关部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节目开播之前我看到了一个专栏作家的建设性的微博，写得挺好的，‘谅解在真相之上，没有真相，没有谅解。政府部门要摆脱塔西佗陷阱（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就必须深入调查事故真相，坦然道出真相。任何的遮掩或回避只能激怒民众，加深裂痕。’这对铁道部，以及相关部门的提醒就是，必须要坚持说真话。绝不能认为你已经说了20句或者30句真话，觉得说一句假话也没关系，这一句假话就会让你前面的真话所积累的信任丧失殆尽。要不停地、不断地、永远说真话，直到大家的信心真正建立起来。”

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面对追问的铁道部发言人就是新闻核心人物，人们不仅关心他说了什么，有没有道理，也关心他说话的方式和态度。王勇平所说的“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是合格的，我们仍有信心”，和人们的期待形成了错位。白岩松从回归常识、回归理性的角度，第一时间关注这场新闻发布会，重申“说真话”和“及时纠错”的底线。

舆论有某种类似于磁场的效应，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公众的关注和舆论凝聚的合力会达到一个峰值，那时候舆论磁场最强，评论的传播效率也最高，能起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这期节目在当时也成了舆论关注的话题。

白岩松戴“绿领巾”声援被色彩区分的差生。2011年10月19日《新闻1+1》播出的《这个“绿色”不环保！》，引来媒体的再次报道。

节目中，白岩松随身穿戴“道具”直播。这是节目开头：“在进演播室之前，究竟是戴红色的领带还是戴绿色的领带，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我还是选择要戴绿色的领带。但是戴完了绿色的领带之后心里又有点含糊，会不会有很多观众朋友认为我是一个不太好的主持人，跟戴红领带的主持人比较起来我比较差。当然，这只是开玩笑，我是故意戴上绿色领带的，戴上这条领带其实是特别想跟西安一所小学刚上一年级就戴了绿领巾的孩子说上两句话，白叔叔和你们一样都戴过绿色的领巾，但是不意味着咱不好，咱们相当棒，而且非常好，跟戴红领巾的孩子一样棒，当然你们比白叔叔还棒。”

西安一所小学“别出心裁”给学生区分戴“红领巾”“绿领巾”，学校教育的功利性可见一斑。岩松开头的这个创意，道具是“绿领带”，另类趣味中，又有很庄重的悲悯，道具本身也是观点传递的一部分。也带出了我们节目后面的思考：舆论过度保护孩子，老师是不是就要畏首畏尾。孩子的挫折教育标准是什么？

《新闻1+1》也是一个多元化声音风云际会的窗口和平台，节目中，白岩松就引用了多方评论员不同角度的观点。

有的是从批评的角度，专栏作家魏英杰就说：“这条绿领巾像一堵无形的隔离墙，把孩子分成两种人，并在他们的心灵中埋下恨的种子，爱的教育被漠视了，恨的教育在肆意生长，最终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接班人恐怕不难预见。”

但是也有表达困惑的。《中国青年报》曹林说：“教育惩罚的界限在哪里？好像现在舆论是容不得对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半点惩罚式的教育，学校和教师稍有半点儿惩罚之举，哪怕只是批评几句，或是罚站一下，便会招来一片骂声。很多老师都跟我聊过，舆论过度保护孩子，他们非常茫然。”

由此，媒体也成为一个公共平台，提供一个公民自由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通过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来推动这种公共问情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