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推动需要一点儿耐心。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发现让医生洗手可以大大降低分娩过程中的死亡率，但他被同事嘲笑，最后在疗养院郁郁而终。20年后，直到巴斯德和科赫奠定了细菌理论的基础，塞麦尔维斯的想法才得到科学认可。
创新的时机选择中就涉及拖延症这个现象。对此，作者写到了历史中的著名案例：
马丁·路德·金当年做演讲的时候，主题并不是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写的演讲稿改了又改，他在等待上场的时间里还在写写画画，甚至有人觉得似乎直到他走到讲台时，他还一直在修改他的演讲稿。有趣的是，当马丁·路德·金开始演讲的时候，前半段还是按照他原本准备的稿子在演讲。金最喜爱的福音歌手马哈丽亚·杰克逊在他身后喊道：“告诉他们那个梦想，马丁！”马丁·路德·金不为所动，还继续按照演讲稿进行演讲，身后的人再次鼓励他。于是，面对着现场25万名听众，以及数百万在电视前收看的观众，金把原来的讲稿放到了一边，开始了即兴演讲，发表了他对未来的憧憬，振奋人心。
在美国历史上，可能只有一次演讲同金的演讲一样著名——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短短272个字中，林肯将内战重新定义为《独立宣言》承诺的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直到演讲的前夜，林肯才最终写下结尾。演讲当日，他才最终定稿。
达·芬奇花了大概15年的时间构思《最后的晚餐》这部作品。最初的草图是主人公们坐在长椅上，十几年后，它发展成了最终名画里长桌边并排而坐的13个人。其间，他也经常为自己的拖延感到恼火。
这些拖延的人反倒容易成为伟大的人，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理论：每一个创新，市场中都有开拓者和定居者。开拓者的潜台词是：这事没人开始，我跳出来先开始。定居者就是看别人开了个好头，自己慢慢跟着来定居的。
家庭视频游戏机的先驱是1972年马格纳沃克斯公司发行的奥德赛游戏机。后来，定居型企业任天堂游戏公司在1975年收购了奥德赛在日本的发行权。接下来的十年中，任天堂开发了原创的任天堂游戏系统，这给马格纳沃克斯公司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任天堂对游戏进行了改造，改用操作方便的控制器，增加复杂的人物角色等设计，让它虽然不是第一个行动的人，却能有所突破。
移动互联网的世界中，我们都知道Facebook。Friendster是全球首家社交网站，还有一个叫MySpace。
Facebook在2004年推出时，耐心地了解用户偏好，还因为看到MySpace中的广告混乱无序，从而采用了与广告商合作，进行有条理、有针对性、人性化的广告策略。
美国文化强调先发优势。但事实上，先发优势会带来特别多的先发成本，有特别大的风险。你陷在哪一步，自己都看不清，但是后发的人可以慢慢地跟随先发的人，绕过弯路，减少风险，降低成本。
对个人来说，创新时机的选择也很重要。
成名有早晚，那为什么像爱因斯坦、詹姆斯·沃森、王勃、李白都是非常年轻就成名了，但是像希区·柯克、陈忠实、达·芬奇、马克·吐温这样的人，都是很晚才成名？
那到底是成名要趁早呢，还是要大器晚成？这是有理论依据的。
在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作者发现，我们的发现和发明分两类，一类叫作概念型，一类叫作实验型。
概念型创新者想出一个伟大的创意，并着手执行；实验型创新者通过反复尝试来解决问题，在进行的过程中学习和不断变化。
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理论型和应用型。要想在理论的层面做出突破，那一定得年轻、聪明，二三十岁就做出来了、但如果你要在应用的层面做出成果来，到了五六十岁，才是你的黄金期。
对于创新的时机选择，我们也会发现，未必是越早越好。你是在做最新、最前沿的东西，做理论上的探索，还是在做一些应用性的东西，它决定着到底是早一点儿好，还是晚一点儿好。
这对我个人来说也有所启发，我很想写小说，我想了一下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晚点儿写比较好，这样人生的阅历能更丰富，把自己的一生浓缩起来，成就一部耐看的作品。
创新者还需要获得同盟者的支持。尤其是颠覆性创新者，要学会一招，叫作温和的激进主义。书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梅雷迪思·佩里的女孩，她开始思考手机和电脑都得连上线才能充电，那有没有可能实现无线充电？
她发现有一种装置可以将物理震动转化成能量，她意识到声音可以通过空气振动传播，那么她是否可以用无形无声的超声波使空气产生振动，并将振动转化为无须电线的电能呢？
这是特别离经叛道、特别大胆的一件事，她对很多专业人士谈起这件事。所有专业人士都说，这是在浪费时间。
她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不久后在一个发明竞赛中获奖了，但是她当时只有概念，没有运作的模型。三年后，她得到了一笔75万美元的支持。她面临着最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打消潜在受益者的怀疑。
佩里想了一个大胆的做法，她干脆不再告诉专家她试图创造什么，她只提供自己想要的技术规格。
这个方法奏效了，她成功地说服了两位声学专家设计了一个发射器，另一个专家设计了一个接收器，还有一位电气工程师来构造电子装置。最后，她令一个之前持怀疑态度的首席技术官说：“可恶，这居然行得通！”
要想成功，创新者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变成温和的激进分子。他们心中有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想法，但他们已经学会了采用不那么令人震惊、更吸引主流观众的方式去陈述他们的信念和想法，从而淡化他们想法的激进程度。
我觉得这一招在一个人寻找同盟军的时候非常有效，不要一开始就把大家吓着了。
我开始做樊登读书会的时候，没有给大家画一张大饼，我只是说：“我如果给你们发50本书摘要的电子邮件，你们是否愿意花300块钱？”这就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这叫温和的激进主义，然后慢慢地发展到有APP和有分会。
如果我一开始就讲帮助中国3亿人养成阅读习惯，可能很多人都被吓到了，说太难了。但是，我们慢慢来，先做自己能做的事。
还有，同盟最好不是来自你的朋友，而是来自你的敌人。与敌人结盟好过与友敌结盟。友敌的意思是，虽然是你的朋友，但他又会反对你，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矛盾，这种矛盾的关系是非常难以转化的。而反过来，敌人有时候通过沟通反倒更容易转化。最好的盟友并不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人，而是那些一开始反对我们，然后转向支持我们的人。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著名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表明：比起那些一直都喜欢我们的人，我们会喜欢逐渐喜欢上我们的人；比起逐渐喜欢上我们的人，我们会觉得那些起初不喜欢我们，但后来逐渐喜欢我们的人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