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里斯托弗·马奎斯
李奇
乔坤元
译者：游海霞
在西方，很多富有的企业家喜欢通过成立私人基金会、家族办公室或捐赠者指导型基金，给具有鲜明个人喜好的慈善事业捐赠。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更愿意相互协作，一起做慈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现象级的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巨富企业家数量的增多。举例来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在12年里增长了近200倍，从2004年的3人增加到2016年的568人。1 2015年，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占全球总数的8%，人均资产都在5000万美元以上。2
这种个人财富的巨额累积在现代历史上确实十分罕见。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美国的“强盗大亨”时代，当时，以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为代表的企业家点燃了美国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这些人也由此成为超级大富豪。
那一时期的美国企业家除了创办极具影响力的企业之外，最终都把大额捐赠投给他们中意的公共事业，例如健康护理和图书馆，也创办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杰出的研究型大学，包括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技术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尽管他们的动机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是开创慈善捐赠新模式的慈善先行者。正如卡内基所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让其他人有机会致富，是富豪的义务”。3
在最近10年里，美国很多当代商业精英都将他们积累的财富中的可观份额捐赠出去，而中国新晋富豪们的慈善兴趣和捐赠水平尚难以与之比肩。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之后，来自企业家的捐赠额激增，慈善意识不断增强。然而观察家们仍然在等待中国出现类似盖茨、巴菲特和扎克伯格这样的慈善大亨（见图1）。
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
在2008年到2012年间，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增长了三倍多。
根据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出版的《民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简介》，民营企业家是指那些在焦点调查年度内经营私人创业公司或企业的个人。
图1 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
来源：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家们不做慈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中国企业家的个人捐赠仍然落后于西方同行，但中国企业家对以集体方式从事慈善的兴趣与日俱增。这种形式很难用西方慈善的模式、概念或组织行为来阐释。例如我们发现，2007年至2014年，企业家个人捐赠的比例下降，但集体捐赠的比例却有所升高4（见图2）。
个人企业家捐赠和集体捐赠的占比
相比于个人捐赠，中国企业家更倾向于集体捐赠。
图2 个人企业家捐赠和集体捐赠的占比
来源：2007—2014年中国慈善发展年度报告。总量未达到100%，因为有其他类型的捐赠，比如来自政府或其他渠道的捐赠无法确切识别。
在过去5年里，我们在对中国企业家的访谈中都看到了这种趋势。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家对慈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其追求的目标（致力于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还是采取的方式（与其他私营企业家合作），很多企业家现在经常表达出一种集体式理念。5因此，虽然中国可能不会出现像卡内基在全球捐资创办2811家图书馆这样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项目，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商业精英们不会以一种引入注目、影响巨大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
例如，当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希望维护中国环境的可持续性时，他没有创办任何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项目或基金会。相反，他组织召集了一群理念相同的企业家，共同发起了一个合作项目，这就是聚焦于自然保护区的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马云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发言就体现出这种集体式理念。马云说，“保护地球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你的责任，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政府官员、企业家、科学家都需要一起合作”。6
发起成立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时，马云甚至邀请了自己企业的最大竞争对手：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其他合作方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银泰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沈国军，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保国，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创始人王中军和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梵志。7
这只是中国企业家在慈善项目中采取集体行动的诸多案例之一，这一做法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成功企业家的典型做法是成立自己的私人基金会，有非常具体而独特的关注点。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关注全球健康和发展，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关注教育和科学。中美企业家的慈善目标都同样值得称赞，但他们做慈善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将这种中国慈善的新模式称为“集体式慈善”。我们将对集体式慈善的基本要素进行识别和定义，从中国哲学、社会伦理学、文化心理学中寻根探源，阐释集体式慈善带来的启发和思考。甚至对全球的慈善家们来说，此亦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慈善模式。
什么是集体式慈善？
集体式慈善引导与动员企业家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来回应社会需求，而不是单打独斗，这种模式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
集体式慈善包含三个互相联系的要素：集体认知、集体行动、集体投资。集体认知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各种固有观念，这些观念根植于中国文化，并被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个人经历所强化，因此在企业家的决策中起着指导作用。集体行动受集体认知的激发，并通过人脉关系和政府影响来付诸实现。集体投资是集体式慈善的一种具体表达方式。这三大支柱共同构成了集体式慈善不可分割的层级模式。
集体认知 | 中国企业家采取集体方式做慈善，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自我认知）集体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成就斐然的个人。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从类别上，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非常看重维护集体利益。8文化在广义上被定义为“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信仰、假设等当事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固有观念”。9文化在个人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对诸多行动的影响方面，已经有非常深入的系列专题研究。
我们将集体主义定义为文化的维度之一。在这种文化中，个人认为自身与社群中的其他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所以会更多关注为他人造福。10与之相反，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倾向于关注自身利益。11事实上，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人更看重与他人的关联度，更偏好取得一种集体式成果，而不是个人获益。12例如，中美慈善捐赠比较研究发现，在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如果强调捐赠的结果是让其他人获益，而不是让捐赠人获益，个人会更愿意慷慨解囊。13
中国企业家更希望得到那些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与他们一致的群体的认可和接受。这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包括西方企业家们自身在内的公众通常都将企业家视为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
中国人更看重与他人的关联度，更偏好取得一种集体式成果，而不是个人获益。
当代中国的商业精英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受集体主义情感的影响。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都格外重视共同体和集体利益。事实上，中国企业家近几十年来商业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协同合作。通过沾亲带故和其他社会人脉关系，他们经常一起做生意，这些都有助于集体认同感的形成。14
集体行动 | 中国企业家视自己为集体的一分子，因此他们更有兴趣加入集体行动，希望被视为一个更大联盟的成员，而不是单打独斗。事实上，中国企业家目前开展的慈善项目是典型的人脉驱动型，源于并加深了这些商业领袖们的人脉关系网。
这种集体式行动可以从中国企业家近期发起的一些大型慈善项目中看出来。例如，2006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1位企业家共同创办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China Entrepreneur Club），这个民间非营利机构是中国企业家合纵连横、资源互通和国际合作的一个根据地。它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机构文化15，有助于培养俱乐部会员的集体认知和集体行动。16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核心使命是促进中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家俱乐部发起了多个重要的慈善倡议活动，创建了“绿色公司百强榜”，出版发行一本专注于环境问题的杂志，并举办以改善自然环境为主题的年会。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表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让所有中国企业家在商业上实现相互合作，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企业家会员均承诺谨守商业伦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倡导，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例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绿公司联盟和中国绿公司年会正是为了追求和实现中国企业的可持续、透明、绿色发展。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会员不仅相互竞争，而且相互合作。”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首任秘书长程红说，“通过绿公司联盟这样的项目，我们聚合了成长速度最快的中小企业。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相互支持的社群。”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就集体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17
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案例是一群中国社会精英和商业领袖于2004年发起成立的阿拉善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实现企业家、公众与环保组织的相互连接，助力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长和发展。该组织现有600多个企业家会员，直接或间接支持了超过400家环保组织和个人。
阿拉善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组织了很多活动，促成企业家会员与社会活动家、政府官员、学术研究人员就环保议题进行交流和互动。这些活动包括以环保和社会治理、防治沙漠化、地下水资源问题为主题的各类会议。阿拉善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也通过多种多样的集体社交活动，如徒步行走和茶话会，来推动和组织慈善项目，邀请企业家会员参与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越来越多鼓励企业家参与集体式行动的慈善机构相继成立，例如益启慈善，该组织通过对慈善家、企业家和社会创新者进行问卷调查，呼吁全社会“将慈善转变为集体行动”。18与之类似，根据浙江省瑞安市政府的一份报告，政府也鼓励“抱团行善”，“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和统一的理念，促成集体行动，以扩大社会效应和辐射效果”。19
集体投资 | 中国企业家共同合作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开展集体投资。但是，投资不仅是指出钱。现代企业家也很渴望贡献他们的商业知识和人脉网络，让年青一代以集体化方式参与其中。
例如，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由16位中国企业家于2011年发起成立，旨在搭建关注四川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和管理平台。该基金会与诸如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这类全球性环保组织合作开展项目活动。2011年是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正式运作的第一年，当年就从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那里筹到800万美元。同年，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发起成立了中国全球保护基金（China Global Conservation Fund）。2012—2014年，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7个全球项目得到该基金的资助，例如肯尼亚亨氏牛羚救护站项目和印度尼西亚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保护区项目。每个项目至少获得30万美元的资助，有些项目资助款高达100万美元。20这是中国企业家首次共同创建一个对全球环保事业实施大额捐赠的平台。
为了培养慈善领域的集体参与，益启慈善通过众筹倡导活动，发起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做集体投资，已经通过该众筹活动筹到50万美元。益启慈善也对参与者开展培训，让他们可以有效地将慈善捐赠分配给不同的民间组织，其理念是这类集体式捐赠的经验，可以帮助个体开展他们自己的慈善实践，从而更多地回馈社会。
中国近期也出现了其他方式的集体式慈善行动和项目。例如，2012年，由13位浙江企业家出资300万美元发起成立的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敦和慈善基金会运用这些集体出资的资金，为健康护理、教育、灾害救援和传统文化类公益组织提供资助。21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以“首善”著称的陈光标，也在2012年转变了他做慈善的方式。他不再采用之前直接给困难家庭人员发红包的方式，而是组织和发动一群企业家共同支持慈善事业。他们关注黑龙江省的农业和环保项目，以环保方式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如他所言：“这一次，我不是单打独斗。我发动几百个企业家一起做捐赠。”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