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这种集体式慈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与传统文化特色相互交织融合的必然产物，正如一句中国俗语所言，“人心齐，泰山移”。因此，想要了解中国当代的集体式慈善，就必须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中国哲学传统 | 中国文化、社会和商业环境的形成过程受到很多哲学传统的影响，所有因素都指向集体主义理念。儒家思想将集体主义价值观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观念影响了商业实践。举例来说，推动企业家造福于社会的儒家核心概念包括“仁”（慈悲、慈善和人性）、“义”（对行为和人际关系的道德正义有分辨能力）、“礼”（对个人和机构的合法行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社会规范和准则）。
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和孟子认为，慈善是人类的高贵品质，是高尚与卓越品格之本。23很多中国企业家认为儒家文化理念是中国企业责任的基石。例如，《财富》中文版对企业管理层的一项调查发现，89%的中国商业领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遵守商业道德，正直地经营企业”。24近期一项中国企业家专题研究表明，在“儒家社会模式”中，企业家们竞相参与慈善并希望获得一定地位，以期证明他们就是当代的“士大夫”。因为“士大夫”担当社会责任，被公众视为社会秩序和世界和平的守护者。25
这种集体式慈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与传统文化特色相互交织融合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佛教和道教也对商业实践和慈善影响深远。佛、道两教皆相信，慈悲心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美德，人们应该关心他人需求，这些观点对中国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塑造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明清时期（16—18世纪），儒、释、道三位一体，在企业家群体中形成了一种勤勉、正直、慈善的文化。26这种结合体为商人思维方式的塑造创造了一个道德基础。例如，商业史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企业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商业伦理，经商行为所带来的权利和认知度，满足了企业家们的精神需求。27
尽管这些长期存在的哲学传统为道德行为提供了一个深厚的文化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商人总是能够恪守这些原则。事实上，很多中国商人在创建和运营其商业帝国时采取了不道德的手段。一个著名案例就是2008年的“奶粉事件”。乳制品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而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直到很多中国儿童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病之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因为涉嫌与该事件有牵连，中国著名的乳制品企业之一蒙牛集团的声誉一度遭受重创。如今，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是中国慈善领袖之一。28意味深长的是，也许因为创造财富的过程伴随着对不道德经营行为的认知和悔悟，如今的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强调回馈社会。
集体慈善的传统 | 尽管企业家做慈善在中国是新事物，但集体式慈善却由来已久。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政府通过诸如设立专用财政账户，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等方式组织了制度化的慈善活动。宋朝皇帝甚至颁布了一个诏令，对这笔财政拨款的用途和具体使用予以详细说明。在中国古代，诏令就是事实上的法律条文。民众和私营企业主紧随其后，支持和落实这项政策。29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拓宽慈善类服务的新机会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被动式慈善方式最终演变成更加主动的集体式慈善。
面对频繁发生的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古代政府没有能力拨款来减轻民众的苦难，从而意识到必须依赖更多的私人商业力量来缓解财政困难。为了鼓励捐赠，政府开始为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商人授予荣誉封号，因为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荣誉封号成为他们贡献社会的一种回报。30
例如，明朝后期，一位名为杨东明的中层官员希望通过佛家寺庙或社仓等长期存在的渠道来行善。他就在自己家乡创办了中国历史上首个慈善组织。杨东明说服了很多社会人士捐资，修路建桥、扶危济困，其中很多都是当地商人。他将这个组织的名字从同乐会改名为同善会。同善会是一个会员准入制的正式组织，鼓励会员共同合作，努力实现长久的社会福祉。
清朝末期，洪涝灾害频发。清政府应对乏力，私人慈善组织由此相继成立。它们帮助受灾民众，主持慈善救助活动。江南商业团体（River South Businessmen Group）、黄洋慈善团体（Huang Yang Charity Group）、国际联合救援协会（International United Rescue Association）等新成立的慈善团体，帮助缓解灾民困苦，稳定了社会秩序。31
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 中国人格外看重私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关系”这个词的含义是一种嵌入中国文化的独特系统，包含了社会资本、社交网络和个人的人脉资源。
关系也在商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借助中国社科院民营企业研究中心对私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分析在私营企业家看来，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我们发现，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29.9%的人认为关系是做生意时，仅次于技能（55.1%）的重要影响因素（见图3）。在商业圈，诸如面子和人情之类与关系相关的做法能够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和信息沟通的成本，提供有价值的资源。32
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企业家认为，在中国做生意关系是仅次于技能的重要影响因素。
图3 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来源：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1993—2012年
关系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商业领域，也自然体现在中国企业家的慈善实践上。为了通过慈善工作使社会受益，企业家们要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网和彼此的责任义务关系。为了让慈善行为获得社会承认，这些企业家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网络协作和集体声誉来维系。作为一种社会交换类型的“关系”，在人际关系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该调查也发现，83.9%的企业家认为维护关系很重要，27.8%的企业家希望帮助关系网中的伙伴。这项研究也发现，关系和慈善捐赠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企业家越是认为关系很重要，越会捐赠更多（见图4）。
制度缺位 | 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较为有限，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也比较弱。33基础制度欠缺对中国的集体式慈善影响颇大。
中国企业家意识到中西方在关键制度方面存在差距，只能通过协同合作来共同推动缺失的基础制度建设。我们从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对私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发现，81.3%的私营企业主希望帮助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63.8%的私营企业主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见图5）。这些发现与近期一项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该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在填补制度缺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4
关系和捐赠额的关联度
图4 关系和捐赠额的关联度
来源：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例如，房地产开发企业银泰集团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了中国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课程涵盖公共政策、社会责任、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社会价值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管理。银泰集团支持了该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研究、师资和奖学金，目的就是激励学生毕业后进入慈善领域工作。35
在合作签约仪式上，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两年期项目旨在造福社会，为中国慈善历史写下第一章。”36参与该项目的企业家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和福耀集团的曹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