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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危机中




33年前,中南基金会还仅仅是一个社区医疗项目。对一个从起步便开始见证的人来说,所有这些成功是难以置信的。中南基金会当时需要面对的,是数十年被忽略的社区和低效的联邦政府所留下的烂摊子。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叶,联邦政府在整个阿拉斯加州的领土上扩大管理领域之后,医疗保健服务才开始出现。当时建立了一些专门收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并且在农村建立了一个社区医疗体系,主要由一些简陋的诊所构成。公共卫生护士在各个诊所之间巡回,管理疫苗、治疗疾病,只有极少数的村庄有固定的医护人员。

“二战”期间,由于资源被战争征用,多数医院被迫关闭。当时肺结核在阿拉斯加大爆发。这也是阿拉斯加历史上最近的一次传染病爆发,导致阿拉斯加土著人人口锐减。在20世纪上半叶,因肺结核死去的人数占到阿拉斯土著人死亡人口的三分之一,比普通人群高23倍。20世纪40年代,有四分之三的育空-库斯科奎姆河三角地区的原住民儿童感染了肺结核。而当时,全州仅有70张病床,远不足以为4000个已报告病例提供治疗。

除了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之外,阿拉斯加土著人还面临着其他健康风险。当1959年阿拉斯加成为联邦州时,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没有安全饮用水和消毒设施,有自来水和电力的家庭少之又少。由美国内政部委托的帕朗报告(Parran  Report)中指出,阿拉斯加的新生儿死亡率为10%,人均寿命46岁。两个世纪以来的资源掠夺和经济排斥造成的贫困更加剧了这些问题。1960年,阿拉斯加土著人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白人的十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在贫困线以下挣扎——这一数值是阿拉斯加白人的三倍多。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新成立的阿拉斯加土著人联盟(Alaska  Federation  of  Natives,AFN)不得不用“危机”一词来形容土著人的境况。尽管联邦政府努力扩大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但是当地人的健康状况仍旧不容乐观。联邦政府针对阿拉斯加土著人推行了“向贫穷宣战”项目,提供政府修建的房屋、政府拨款购买的食品和教育支持,但是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事实上,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政府项目的推行,土著人的整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程度反而下降了。阿拉斯加土著人联盟坚称,(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来自土著社区内部(而非联邦政府)。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著人社区向自决转变,而这起因于一个意想不到的资源。1968年,阿拉斯加北坡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石油,今天那里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油田。要把石油向南运输到瓦尔迪兹港口,则需要建立一条800英里(约1287千米)的输油管道,南北纵跨传统的土著人聚居区。阿拉斯加土著人联盟提起了土地所有权诉讼。联盟要求先确定土著人对那些土地的所有权。法院同意了。

诉讼结果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著人土地权决议。1971年出台的《阿拉斯加土著人土地权属解决法》将约占阿拉斯加面积九分之一的4400万英亩(约17.8万平方千米)土地判给由阿拉斯加土著人新成立的公司。尽管这个法案有着明显的缺陷,但是它为包括医疗保健服务在内的社区发展提供了资源。四年后出台的《印第安人自决与教育辅助法》为社区创造了与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Indian  Health  Service)签订协议的机会:之前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的项目,现在由社区自行运营。

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创办于1955年,其宗旨是解决印第安农村的健康问题,同时在有大量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地区修建医院。但这种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代价高昂:原住民通过条约和其他合同出让土地,来换取医疗服务。尽管如此,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仍旧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相比其他通过如Medicare、Medicaid(美国为65岁以上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两种联邦医疗保险)或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等获得的医保金额,联邦政府给原住民的公共健康医疗拨款少很多。就连联邦监狱的人均医疗拨款都是原住民的两倍。这一差别从美国本土印第安保留区医疗设施的简陋就可以明显看出。

中南基金会的医务主任史蒂夫·蒂尔尼(Steve  Tierney)医生说:“作为一个在东海岸长大的人,我被蒙大拿州布朗宁、南达科他州阿伯丁和西南一些地区的落后惊呆了,简直就像是在第三世界。我以为他们至少有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在某些地方,所谓的医疗中心不过就是两辆拖车拼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蒂尔尼来到印第安人健康服务署在安克雷奇市的医院工作。“那时候的医院太可怕了!”佳特利回忆道。她曾经在自己长大的部落做医护助理员,从那里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1987年,她加入了中南基金会,刚开始是接待员,第四年她就当上了首席执行官。

佳特利下决心要改变安克雷奇市原住民医疗中心的简陋状况。“进入医院必须经过急诊室,来看病的人经常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心脏骤停、外伤患者和感冒的婴儿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婴儿啼哭声不绝于耳。”佳特利回忆道,“治疗简单粗暴,医护人员和员工们的态度也毫不温柔。他们按照我们的号码叫号,而不是叫我们的名字。我们从来都不会见到同一个医生,往往是急诊医生接待我们。墙面的油漆在剥落,地板有裂缝,破旧不堪,散发着异味。如果原住民能够把它接管过来,我知道我们一定能让它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