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国际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面临着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安塔尔基金会（The Antares Foundation）为人道主义组织提供压力管理方面的培训和支持，它在2012年开始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展持续合作，共同开展了几项关于救援工作者的创伤压力和其他精神问题的研究，但结果令人担忧。
一系列此类研究发现，在伊拉克、约旦、乌干达和斯里兰卡的救援工作者中，一半以上的人有抑郁症状，约一半人患有焦虑症，而20%至25%的人则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2012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对200多名被派驻国外的救援工作者派驻前后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评估。他们回国后，患抑郁症比例增加了一倍，而表现出的焦虑症状也成倍增长。
救援工作者还面临着遭受暴力伤害的风险。根据救援工作者安全数据库（The Aid Worker Security Database）的报告，在2015年，有超过287名救援工作者成为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大多数受害者为国内或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们占到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的90%以上。国内工作人员的薪酬通常只是国际救援工作者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不仅加重了国内工作人员的压力，还使他们难以获得心理健康保健服务。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调查显示，鲜有国际救援组织为解决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问题而制订相应的方案或政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承认，缺乏这种支持是众多救援组织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
除了救援工作者，护理行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通常也面临挑战。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弗洛登伯格（Herbert Freudenberger）首先发现了“倦怠”（burnout）这一现象。当时，他因为工作患上了抑郁症。随后的许多年，这一概念主要被心理学家应用于从事高需求的社会福利工作的患者身上。今天，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工业化经济的一个固有问题，适用于多个行业。然而，那些从事救援工作的人员最初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毕竟他们的工作要求与能力极限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这往往会导致焦虑、疲惫和抑郁的出现。
职业倦怠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并不容易量化。一个实用的量化指标是员工流失率，这是一个困扰人道主义领域的问题。救援工作者通常会长期被派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应对危机。由于不断地被派驻各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专业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提高了组织的总体能力，使人道主义援助的输送变得更加成功。不幸的是，很少有援助工作者长期从事这些工作。2012年的一项对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1995名雇员的研究发现，只有40%的救援工作者愿意接受第二次派驻任务。
如果说现代社会中倦怠的蔓延需要我们寻找对策，那么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所承受的过度压力一定需要想办法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健康的替代疗法越来越普及的原因。冥想是最流行的非传统健康干预措施之一，特别是因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地练习冥想。尽管冥想的仪式各有不同，但在冥想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试着放松心情、平静呼吸，并练习身体的感知意识。
对冥想的科学研究仍处在早期阶段，而之前的许多相关研究却受制于落后的方法论。但现有的证据表明，冥想大有可为。一项追踪47项强有力科学方法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冥想疗愈项目所传授的正念冥想方法，经证明有助于减少焦虑、抑郁和苦痛等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