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和优化这些直付现金援助项目和其他发展干预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大规模地设计并开展长期且立意高远的评估项目。实验评估的规模和预算通常是预先设定好的，以使对总体人群的平均影响的评估达到合理的精确度。要了解某些举措对哪些人产生作用，我们必须深入到亚组分析的细节。受影响最大的是一贫如洗的人，还是相对没那么穷的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是男人还是妇女？或者，是不是一些完全不同的预测指标会变得至关重要，比如心理健康或者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要回答有关这些亚组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每个亚组更大的样本。
我们还需要协调不同地点的评估，以提高可比性。毕竟背景环境的重要性可能不亚于个体特征。例如，在饱受了数十年冲突的乌干达北部开展项目所得的成效，会比享受了几十年（相对）稳定的邻国卢旺达更低。测试这种地区差异的研究需要覆盖多个地点，并仔细协调。这样的研究过去很少，但最近却变得比较普遍，例如最近对毕业生项目和小额信贷的评估。
大规模测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进行资本转移并采取其他干预措施，才能更好地做到长期有效。“送钱给人们”似乎很简单，然而这句话却涵盖了诸多设计上的选择。援助资金应该按周、月、季还是按年分期提供，间隔多长时间？向受助人拨付现金的频率应该由我们决定还是交由受助人自己决定？我们是否应该要求受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并有计划地使用这笔钱？我们是否应该提供某种问责机制来协助受助人贯彻这些计划？我们是否能应用一些技术，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大规模的评估使我们能够测试不同的设计变量，并开始了解哪些变量可以让受助人最大化地利用他们的钱。
研究人员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譬如，直付现金援助对哪些人群能产生更长久的积极影响？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项目成功的定义？对扶贫项目而言，选择资助者的标准应该是基于潜在受助者的赠款使用计划，还是基于他们的贫困程度？或者，平等对待每个拮据的人并让他们自己定义成功的含义，是否是在道德上更好的做法？
尽管这项研究议程雄心勃勃，但并非遥不可及。个别组织已经在大规模长期评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上文提到的慈善组织“直接给钱”正在肯尼亚西部开展一项研究。该组织估计这项研究的规模足够大，足以检测对占总人群15%的亚组的影响。然而，完成这项议程还需要在全球公共品（如证据创造）投资方面有坚定的领导力和授权。在这方面有一些先例可循。例如，转移支付项目在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内的财政支持下，协调和综合了一些关于针对非洲社会保护的直付现金援助的研究。未来将会有数千亿美元送到穷人的手上，如果不在项目研究上做相应的投资，是很不明智的，会降低现金援助将能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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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布拉特曼（Chris Blattman）
芝加哥大学全球冲突研究（Global Conflict Studies）的Ramalee E. Pearson教授
迈克尔·费耶（Michael Faye）
GiveDirectly和Segovia（一个开发扶贫支付平台的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迪恩·卡兰（Dean Karlan）
耶鲁大学经济学的Samuel C. Park Jr.教授、“扶贫创新行动”（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的主席兼创始人，以及Impact Matters（一个专门对非营利组织开展影响力审计的组织）的主席兼联合创始人
保罗·尼豪斯（Paul Niehaus）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经济学副教授，也是GiveDirectly和Segovia的联合创始人
克里斯·乌德里（Chris Udry）
耶鲁大学经济学的Henry Heinz II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