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例子表明，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气候变化缓解方面的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没能得到所需的资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哪里可以找到风险资金来支持这些领域呢？我们在下图中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解决方案可获得的资金来源（见9页“图1各阶段气候解决方案的资金来源”）。从历史上看，联邦政府和慈善家资助了在未知待探索领域的研究。政府也常常资助最早阶段的创新。例如，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提供政府补助金，在风险投资公司之前或与那些公司同时支持研发初始方案。美国能源部通过一个试点项目提供小企业补助券，让创业公司能够与国家级别的实验室合作，并同时向其他企业提供小企业创新研究补助。
图1 各阶段气候解决方案的资金来源
尽管如此，私人风险投资是开发初始方案的重要资金来源，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风险投资已经帮助43%的上市公司完成融资，这些公司的市值占同类公司总市值的57%，其研发经费占同类公司总研发经费的82%。[10]随着技术更趋完善，企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企业合伙对于研发初始方案也至关重要。项目融资、资产融资和公共资本的结合，为可商业化方案的普及应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从历史上看，风险投资一直是研发初始方案的高风险新企业最有效的融资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初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资产类别诞生并正规化以来，金融界一直认为风险投资是将想法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的最理想的私人资金来源。因此，尽管一个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其他大量的资源，如人力资本、创新思想、基础设施和健全的制度，但我们在此主要关注风险资本的供给问题。
虽然创业企业不是将初始方案推向市场的唯一途径，但事实证明，它们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那些与现有解决方案不同、需要在市场上另辟蹊径的初始方案尤其如此。尽管风险资本在此类初始方案开发方面发挥过历史性的关键作用，但今天的风险投资基金并没有参与与气候相关的创业企业最初阶段的融资。这种风险投资的缺失催生了对新筹资机制的迫切需求，而慈善家能够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我们查阅了包括软件、生物技术、医疗器械和气候缓解等行业在内的跨领域风险投资情况，梳理出对“清洁技术”的投资额。（我们主要依据康桥汇世投资公司的私人投资数据库，这其中包括截至2015年年底来自机构风险投资基金的数据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所提供的信息。）数据显示，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投资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对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在2010年达到顶峰，占风险投资总额的16%。然而，气候解决方案的风投资金后来急剧缩减，到2015年仅占风险投资总额的2%，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造成这种大起大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发布能源计划报告《风险投资和清洁技术：清洁能源创新的错误模式》，强调了风险投资一度兴盛的诸多因素，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高价、2007年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纪录片的发布，以及由此引起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提高。另外，政府也加大了支持力度，例如，布什总统在2008年创建了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随后，风险资本的撤离也是由若干因素驱动的。有一些备受瞩目的破产案阻碍了政治支持，而且让投资者损失惨重，把他们吓跑了。例如，索林佐公司在宣布破产前获得了超过5.35亿美元的公共财政（联邦和州）支持，并融得了近1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此外，2009年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提供的资金开始枯竭。该法案提供了“900亿美元的战略性清洁能源投资和税收优惠”，被白宫誉为“历史上单笔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种种因素导致早期投资者在投资气候解决方案方面的回报整体表现不佳。因此，尽管风险投资资金总额达到近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2015年为590亿美元），但对低碳技术的资助却在持续减少。
除了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整体缩水之外，那些开发初始方案的创业公司在融资方面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的投资，即种子轮和A轮融资阶段的投资，对于将初始方案从研究实验室推向商业市场至关重要。与气候变化减缓技术有关的早期与后期投资的资金比例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早期投资资金的绝对水平在2008年达到顶峰。在这两个峰值之后，绝对投资额大幅下降，而对初始方案的投资占比也徘徊在20%左右（见13页“图2按阶段划分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
为了探讨哪些子行业获得的资金最多，我们根据IPCC的经济行业划分对投资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到，近年来风险投资者正在远离基于硬件或科技的新解决方案，投资资金现在主要流向基于软件或商业模式的解决方案。因此，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气候解决方案的三年平均投资资金，从2004年的峰值58%下降到2015年的19%（见13页“图3硬件和硬科技解决方案”）。然而，社会需要基于硬件和科技的创新性解决方案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诸如负排放技术或负碳水泥之类的解决方案等。这一现实使得严重的资金缺口特别令人忧虑。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减缓气候变化需要为新生的硬件或科技创业企业和制造型企业提供资金。但是传统的风险投资基金对这些新企业的支持并没有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程度。通过将康桥汇世投资公司划分的子行业平移到IPCC的经济行业上，我们可以看到，能源供应等特定经济行业获得了大部分的投资。近年来，在生物燃料和生物材料生产、太阳能制造、风力发电制造、其他发电制造、照明和先进材料制造等领域的风险投资资金大幅减少。尽管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近1/4，但对致力于减少农业排放的企业没有得到任何风险投资（见14页“图4累计机构风险投资”）。
图2 按阶段划分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
图3 硬件和硬科技解决方案
尽管一些人批评风投行业未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保持稳健的投资组合，但是相关数据表明，这主要不是因为对减缓气候变化缺乏兴趣或不甚关心，而是与如何适当分配投资以满足投资者的历史收益预期有关。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导致了对减缓气候变化初始方案的投资水平很低。
正如另一个图表（见15页“图5清洁技术的盈利水平”）所展示的，2000年至2013年，对开发硬件和硬科技的企业的投资出现了低回报或负回报。这些结果得到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能源计划报告的证实。该报告回顾了参与清洁技术A轮融资的投资者的回报。研究发现，2007年以后，几乎所有完成A轮融资的清洁技术公司都没能让投资者收回原始投资[11]。与此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大约50%，这意味着同期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获得好得多的回报。只有那些注重利用现有技术的子行业获得了相当于或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从2000年至2017年第一季度，所有与清洁技术相关的风险投资的总回报率为4.1%。
图4 累计机构风险投资
图5 清洁技术的盈利水平
近年来，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即设在公司实体内部或主要由公司实体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团队，提高了对所有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行业的参与度。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报告，在2015年，企业风险投资者参与了21%的风险投资交易，占投资总额的13% （其余79%的投资来自传统风险投资者）。[12]这些企业风投团队在930轮风险投资中投入了约77亿美元，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高投资总额和交易数。尽管这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气候挑战的规模实在太大，这些企业风投无法单独应对，而且它们必须集中精力资助那些能促进母公司利益的新创业企业。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