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规模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持续投资于初始方案，然而这种投资在当前市场上是缺失的。慈善投资者特别适合去填补这一缺口。
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有可能适合传统风投的方案和需要其他类型投资者（如慈善家）的方案。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演变过程。它起源于20世纪初富裕家庭进行以科学为导向的私人投资，如今，风险投资几乎都集中于需要少量资本并能快速产生收益的公司。简单来说，如今的风险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脸书、Instagram（照片墙）、Snap（一款照片分享应用）、推特和WhatsApp（瓦次普）等公司，而不是因特尔或3Com（一家数据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13]
在当今的风险投资市场，我们无法要求传统的风险投资者应该为基于硬件或科技的气候解决方案提供初始资本。毕竟风险投资行业标准显示，企业希望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实现超过20%的回报。目前有许多有潜力的清洁技术公司，但只有那些具有适当的发展时间线、技术风险水平、监管环境以及适当的资本要求的公司才能获得风险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资本已经折断脊梁，相反，这只是证明，作为一种高度优化的资产类别，它与特定类型的气候解决方案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当今许多针对气候问题的待探索或初始解决方案都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它们需要较长的技术开发时间线，要求进行资本密集型的示范测试（这些测试可能会产生负面结果），往往得不到与类似规模或阶段的技术公司相称的财务估值，或处于过去10年中财务收益较低的子行业。这意味着，无论这些方案在大规模应用时是否有效，它们都可能由于缺乏资金而提前枯萎。
为了补充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世界需要新的、另类的金融工具，即专门为应对气候问题的未探索和初始方案而创建的一揽子工具。这种金融工具可以接受很长的发展时间，能够建立营利性公司，容忍不同层面的高风险，虽财务回报预期较低但社会影响回报期望高，并且有大量资金可供支配。
虽然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和基金会捐赠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等附有信托优先受益权的机构投资者占据了传统风投基金的大部分投资资金，但它们都遵守着“谨慎标准”。因此，投资决策者必须优先考虑保本并维持正常的投资收益。数据显示，该标准将对特定、关键类型的待探索和初始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投资排除在外。
慈善领域投资者在设计和支持新的金融工具，减少大型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初始方案的风险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在美国，这类投资者包括私人、企业或社区的资助型基金会，资助型公共慈善机构，捐助人指导基金和个人捐助者。2015年，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总计管理着高达6 0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每年捐出去的资产约为500亿美元。仅美国前10大企业基金会就拥有约1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而所有美国企业基金会的年度企业捐赠只有约190亿美元。
过去10年来，捐助人指导基金（DAFs）越来越受欢迎；如今，捐助人指导基金拥有约7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每年捐款130亿美元。管理该项基金的800个美国社区基金会，每年从捐助人建议基金发放的130亿美元中捐出约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不涵盖某些重要的慈善者，比如可能不通过基金会或捐助人指导基金捐款的家族办公室、家庭和个人。个人慈善家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美国慈善信托基金的数据，在2015年，美国72%的慈善捐赠来自个人。
这些慈善资产所有者设有跨世代的投资期限，能容忍高风险（传统捐赠对财务回报的预期为—100 %），并将社会成果置于财务收益之上。重要的是，每一个慈善实体都可以选择用慈善资金支持基于市场的营利性方案。它们的选择包括向正在开发初始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早期营利性企业提供直接股权或债权资金，基金会反过来也可以要求将其慈善支出设为项目相关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PRI）。或者，它们可以通过向直接资助减缓气候变化类企业的公共慈善机构提供贷款、股权投资、可收回的补助金、捐赠，从而间接支持这些企业。
PRIs是支持这种基于市场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明确机制。然而，PRIs在这个领域上一直未得到充分利用。1998年至2014年间，美国基金会中心记录的5 861笔项目相关投资中，只有3%（172笔投资）与科学和工程创新有关。而与气候变化缓解有关的还不到0.6%。在33项与科学和工程创新以及气候变化有关的交易中，有一半以上专门针对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虽然减轻能源贫困是一个关键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但它在许多方面与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明显差异。在过去20年里，针对气候变化科学解决方案的PRIs只有不到15笔，而在这个时期，对初始方案的投资从未显得如此重要。
我们采访了数十位慈善家，了解项目相关投资和其他捐赠机制为何在支持缓解气候变化的早期方案方面未得到充分利用。我们通过采访发现，其中壁垒重重，这些壁垒不仅阻碍了慈善投资者在慈善事业领域运用基于市场的捐赠机制，而且还特别阻碍了他们去支持迄今为止的初始方案。大多数慈善家不知道风险投资与初始方案之间的不匹配程度有多严重，而且他们通常也没有能力充当连接基础科学和商业影响的桥梁。
而对那些有能力的慈善家来说，大多数捐赠机构的组织结构并不像风险投资公司。项目获取、尽职调查和条款编制都在他们的舒适区和能力范围之外。遗憾的是，慈善机构几乎不可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在早期气候应对方案研发领域建立投资成功的记录，而且这些人才还要具备在一系列行业投资初始方案的能力。
最后，重要的是，任何单个的慈善投资者都很难既为特定的投资机会确立“慈善性”，又要遵守管理其捐赠行为的税收规定。再加上早期清洁技术投资的污名，慈善投资界的专家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担心自己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今世界的慈善家普遍不愿去填补应对气候变化的初始方案开发所面临的资金缺口，尤其是相关企业或个人的资金缺口。他们不愿这样做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点必须改变。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为大规模支持初始方案而进行周到细致的慈善投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关键手段。现有资产类别由于其风险承受能力和回报要求，将继续在这方面保持缺位。慈善家特别适合站出来挑起大梁。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做。
斯科特·伯格（Scott P. Burger）
麻省理工学院数据、系统和社会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也是清洁投资联盟（PRIME Coalition）的技术投资顾问。他发表了许多关于气候和能源系统的同行评议文章，并被《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彭博社和其他出版物引用
菲奥娜·默里（Fiona Murray）
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廉波特创业教授（William Porter Professor of Entrepreneurship）、创新副主任和创新计划联合主任。她是将科学和技术创新投资转化成创新型创业的国际专家，还是重大挑战全球咨询委员会（Mass Challenge Global Advisory Board）、清洁投资联盟理事会和英国政府耐心资本评估委员会（Patient Capital Review）的成员
莎拉·卡尼（Sarah Kearney）
清洁投资联盟的创始人和常务理事。该联盟是一个公共慈善机构，专门帮助慈善家将慈善资金投入基于市场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中。清洁投资联盟的运作方法是基于她担任切森家族基金会（Chesonis Family Foundation）的常务理事和受托人的经验，以及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统部的研究生科研经验
马力千（Liqian Ma）
康桥汇世投资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负责为大学捐赠基金、基金会、养老金和家庭办公室提供关于定制私人投资组合的咨询服务，专门研究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私人实物资产、资源效率和影响力投资等领域
[1] 光伏发电（solar photovoltaics），简称PV，是根据光生伏特效应原理，利用太阳能电池将太阳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译者注，下同
[2] 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 Diode），简称LED，是一种能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半导体电子元件。
[3] Arnulf Grubler et al., “Chapter 24: Policies for th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ETIS),” in Global Energy Assessment: Towar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p. 1665–1744.
[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6: Towards Sustainable Urban Energy Systems, 2016.
[5] Ernest Moniz, “How We Solve Climate Chang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gov, December 5,2015.
[6] Goksin Kavlak, James McNerney, and Jessika E. Trancik, “Evaluating the Changing Causes of Photovoltaics Cost Reduc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2016.
[7] Varun Sivaram and Shayle Kann, “Solar Power Needs a More Ambitious Cost Target,” Nature Energy, 1,2016, pp. 1–3.
[8] David Berney Needleman et al.,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Scaling of Photovoltaics to Meet Climate Targets,”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9, 2016, pp. 2122–2129. See also Sarah Kurtz et al., “Solar Research Not Finished,” Nature Photonics, 10, 2016, pp. 141–142.
[9] Leon Clarke et al., in Ottmar Edenhofer et al., eds.,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 Will Gornall and Ilya A. Strebulaev, “The Economic Impact of Venture Capital: Evidence from Public Companies,” Stanfo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Research Paper No. 15-55, 2015.
[11] Benjamin Gaddy, Varun Sivaram, and Francis O’Sullivan, Venture Capital and Cleantech: The Wrong Model for Clean Energy Innovation, MIT Energy Initiative, 2016.
[12] Ben Veghte, “Corporate Venture Investment to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Hits Fifteen Year High in 2015,”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January 19, 2016.
[13] Sarah Kearney, Fiona Murray, and Matthew Nordan, “A New Vision for Funding Science,”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Fall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