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拉克·G.吉尔伯特
迈克尔·M.克罗
德里克·安德森
译者：张琪茜
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高校应该重新设计其核心功能，并培育满足新兴、服务匮乏的市场需求的能力。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转型时期。随着学生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迅速演变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高校必须对教育所涉及的那些有关地域、时间和质量的固有假设进行反思。我们期望在未来几年，能够鼓励组织创新、迅速响应需求变化、具备适应能力的新模式将会补充甚至取代高等教育中长久以来的守传统、求稳定的模式。
为塑造这些重要的新模式，我们需要有一种设计思维。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需要对其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做出结构性的选择。许多产业正同时面临着传统和新兴市场的挑战，高等教育产业尤为如此。几乎所有高校都不愿意在传统和新兴市场之间顾此失彼，因为两者对高等教育实现其社会使命都至关重要。
我们发现，一种双轨制转型设计策略（dual transformation design strategy)对于同时应对传统和新兴市场尤其有效。在这个策略中有两条路径平行运作：一条路径旨在优化核心组织，令其迅速回应新需求；另一条路径旨在设计和实践颠覆性创新，为组织的未来成长、灵活反应能力和迅速回应能力提供基础。[1]本文将对在高等教育中如何实现双轨制转型提出一系列建议。
本文在参考众多高等院校案例的同时，将重点讨论作者任职的两所大学——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相关实践。这两所高校的共性和差异对我们的案例研究都很重要。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是一所私立四年制教会大学，诞生于近20年前，是对一所寄宿制大专的改制重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则是一所研究性综合公立大学，前身是地区师范学院，如今因为致力于开放教育和提升教学质量，而在全美大学中备受瞩目。
尽管这两所大学的历史和组织结构不同，但都采用了多样的、看似相互竞争的创新设计模式。两所大学在将“实现所有学生的成功”作为目标的过程中都经历了转型，力求不断回应高等教育中的新挑战。
当科技遭遇“中世纪大学”
知识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现代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欧洲，由学生和指导专家组成的行会发展形成了第一批大学。在当时的体系下，专家将自己积累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这一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自治管理和以学科为中心的大学组织设计。
多年来，大学通过复制过去的成功模式就足以完成其在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使命，其结果是许多高校仍然采用一贯的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来决定教育资源、产出方式以及其权威性和正当性。这一主流的设计思路有时会驱使高校为追求统一的形式而压制创新。这种压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对图书馆藏书数量的要求、学生的课时安排，以及学位组成要素的规定等。
到目前为止，这种严谨的标准化体系在高等教育中发挥了作用，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高校迅速繁衍扩大并且教育质量也得到了保障。然而，今天的高校更需要的是灵活性和创新性。一些类似质量认证[2]的做法需要避免对狭隘的学术流程的过度关注。过分强调遵守程序可能会限制有益的探索和差异化优势，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系统的质量。
学生结束每周一次的灵修课，离开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中心。该校通过聚焦于非传统学生而扩大了招生规模
此外，今天的高等教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飞速的科技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部分。虽然代际科技进步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有，但是过去从中获利的主要是富人。不过改变的时刻即将到来，科技进步带来的效益将会惠及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个人。
社会接纳新科技的能力在不断提高。100年前，电话用户普及到美国10%的人口用了25年，而平板电脑实现同样的市场渗透率只用了5年。[3]个人电脑覆盖美国1/4的人口用了16年，而互联网实现同样的覆盖率仅用了7年。[4]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将新技术融入社会复杂系统能力的提高，我们有了更便利的渠道对信息进行搜集、传递和加工。在过去，行业技能可以代代相传。而如今，预计65%的学童将从事前所未有的工作或职业。[5]有史以来，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将首次在一个生命周期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伴随着科技革新的普及，人们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期望日益增长。美布鲁金斯学会[6]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中产阶层人数每年增长1.4亿，至2016年年底总数达到约32亿。而在美国，若以大学升学率和毕业率来衡量的话，富裕家庭仍然占据了绝大多数真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自低收入阶层家庭学生的大学入学比例已从1970年的28%升至目前的45%，但这与高收入阶层家庭子女82%的大学入学率仍相差甚远。
从大学毕业率来看，差距更加巨大：77%来自高收入阶层的学生会在24岁拿到学士学位，相比之下，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学生中只有9%能够毕业。[7]换言之，美国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贫困家庭的学生大学毕业率高出约8倍。因此，仅从结构设计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在美国民主建设方面能做的贡献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