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里斯托弗·尼尔森
安妮塔·钱德拉
卡罗琳·米勒
译者：廖爱晚
由于我们追踪并记录各种事物的能力日渐增长，形形色色的测量也纷至沓来，诸如学前班儿童入学率、房价、心理健康服务的情况等，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应该花些功夫，弄清楚如何让这些测量更加有效地改变复杂的社会体系。
人们常说，“有量化才有落实”。这句俗话道出了测量的本质，它不仅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一种干预现实的方法。这种认为测量具有转化力量的信念尤其能够解释，为何政府、非政府以及私营机构每年都会耗费巨资，来开发和维护各种测量并公布其结果。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各机构用以评估和改善内部绩效的自我监测，或者衡量一项新型社会服务的效能所做的随机对照试验，也不讨论旨在更好理解消费者行为的数据挖掘。这些都属于一个已被广泛探讨的重大领域。
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更大的范围为了追踪甚至推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对测量的运用。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消费者价格指数，还有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例子，如腐败感知指数、可持续治理指标、国家卫生安全准备指数等[1]。除了指数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数值，比如高中毕业率，就是一个用测量来督促学校和学区恪尽职守、砥砺奋进的例子。
人们已经而且会越来越关注如何用测量来促进变革。这是因为我们追踪、测量和分析各种事物的能力在与日俱增。价格低廉的传感器和微处理器、无线连接、移动设备等都与互联网接通，数据的收集日益便捷。此外，性能更高、价格更低的电脑及数据存储设备也让分析这些日新月异的海量数据变得更加容易。与此同时，政府、慈善家、政策制定者、推动社会变革的机构都越来越需要进行测量和记录，以便帮助自己进行决策和调整行动。
关心数据的收集和测量的运用固然理所应当，但是，对于测量如何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才能产生“实效”，人们却很少问津。有关测量的科学研究对此基本上不闻不问，而是热衷于有效性和可靠性等问题，并把测量的行为学影响视为“对测量的反应”，即一种必须尽量缩小的导致测量错误的根源。[2]
这便是一个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案例。测量理论多半关注的是如何找到精确反映社会现实的测量项。这固然重要，但资助方、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创新者也需要能够指导如何运用测量来改变社会的指南。
我们在为强生基金会（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挑选推进“健康文化”的测量项时，也努力回答“测量如何支持体系的改善和创新”这个问题。本文旨在分享我们在此过程中的心得，并试图发起一场关于如何运用测量促进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对话。[3]
我们关于测量和健康的心得
强生基金会的“健康文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20年社会变革愿景。它的基本想法是，要想改善美国最顽固的健康问题——包括高额的保健开销仅换来平庸的健康成效——就必须用新思维来处理生理的、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以及文化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解决各行各业如何分配与健康相关的资源的问题。为实现这一愿景，强生基金会和RAND（美国兰德公司）合作，做了文献回顾，并与一系列相关社区携手制定行动框架，为在全美和各个社区实现“健康文化”愿景提供结构和细节。该框架包括四个行动领域：让健康成为一种共享的价值，培育改善健康的跨领域合作，创建更加健康和公平的社区，加强卫生服务和社会体系的融合。
这四个行动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三种变革驱动力，每种驱动力又对应2～3个全国性的测量项。现在共有41个测量项，很快还将发布仅含35个测量项的精简版本。这些测量项有的衡量健康后果（例如慢性疾病导致的本可避免的住院治疗或残疾），有的衡量消费者对卫生服务的获取和体验（例如健康保险的给付，以及与酗酒、吸毒或心理健康相关的服务的获取）。
但是，大部分测量项是针对能够促成健康和生活品质改善的因素的。许多测量项都旨在凸显非传统伙伴对改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例如，通过早教入学率这一测量项，人们发现，上过学前班的孩子更有可能完成学业，继而找到工作，获得较多收入，从而有助于健康水平的提升。另一些测量项意在描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例如某一基于普查的测量项显示人们对社区卫生保健的投资情况的评估），以及人们对社区事务参与的程度（例如选民参与度）。
行动领域、驱动力和测量项合在一起，能够大体显示（但不可能完全列出）需要不懈的行动、投资和关注的重点领域，以便创造在美国铸就“健康文化”所需的各种系统，并且促成必需的文化和社会变革。模型通常是公式化的、固定的和结论性的，而行动框架则具有内在的灵活性。因此，这些测量项并不旨在为具体的行动开出药方，而是旨在激发讨论、催化合作、推动政策。这些测量项被公示于“健康文化”的网站上（cultureofhealth.org）。
在某种程度上，现有的测量理论确实让我们能够窥见测量所具有的改变世界的潜力，这是通过问责型测量来实现的。我们先来回顾这种思维方式，然后提出一种新的观念，我们称之为“催化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