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催化者的“思”与“行”分开绝非易事。像所有变革努力一样，在调研学习、绘制路线图、召集相关方和制定战略转移直到全力执行时，总会有决定性的时刻。领域催化者之所以能成功地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努力引向颠覆性变革，是因为它们在以下三件事情上表现出色。
第一件事是通过填补一系列学科的关键性“能力缺口”来帮助这个领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随着该领域的发展和新需求的出现，催化者常常需要判定和填补领域技能的空白。因此，催化者的角色范围跨越了传统的组织边界。它们需要开展研究，启发公众意识，评估该领域的优势和劣势，推进政策，向服务提供方提供技术支持，收集、分析并共享数据，等等。
前文所提到的“全美预防青少年怀孕和意外怀孕”运动的情况就是如此。它帮助利益相关方通过儿童福利的视角，而不是道德的视角来看待青少年怀孕问题。这一全国性运动使用数据而非教条来证明，预防青少年怀孕可以避免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儿童贫困、虐待和忽视。这一全国性运动所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包括：
• 与媒体结盟。这一全国性运动已经成为MTV广受欢迎的《16岁和怀孕》节目的幕后顾问。在该节目首播后的18个月里，青少年怀孕生育率下降了5.7%。
• 为青少年创建相关资源。2013年，这一全国性运动启动了Bedsider.org网站，在这个信息中心可以了解到现有的每一种避孕方法。
• 为有色人种社区搭建宣传渠道。在社会影响力机构“价值伙伴关系”和全美著名宗教领袖们的支持下，这一全国性运动创建了一个在线工具包，帮助黑人教会的领袖与他们的会众谈论青少年怀孕和意外怀孕。
• 汇集并分享知识。麦肯锡公司的一项评估认为，这一全国性运动是美预防青少年怀孕的主要信息资源。
• 为该领域筹集资金。2015年，这一全国性运动在“确保联邦政府每年1.75亿美元用于青少年怀孕项目的预算”的努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5]
有效的催化者不必在上述所有领域都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但是，正因为催化者能填补关键能力的缺口，才有可能在生殖健康领域里形成一种势头，推动青少年怀孕率降到美国历史低点。
领域催化者擅长的第二件事是它们能够吸引多个资助方。那些帮助激发某个领域内突破性变革的组织，会获得口碑，并赢得足够的信任，从而影响该领域的其他行动方。这两个特点似乎是不可动摇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域催化者具有可信性的最可靠的迹象之一是它能像“社区解决方案”一样去引导资金流，却不控制它们。领域催化者会针对自身的资金需求有意识地利用几个来源。
刚起步时，催化者很容易主要依靠单一资助方。但是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催化者之所以能够去支持其他利益相关方，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自己可以服务于整个领域的利益。有了多个资金源的支持，催化者就可以证明自己不会受任何单一参与者的影响。在高成就的催化者中，排名前两位的投资者投资总额不到其总资金的一半。“无烟青少年”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它是由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独家创建的，但很快吸引了其他资助方。
20世纪90年代，美国青少年吸烟率从27%上升到37%。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时任主席史蒂夫·施罗德对全美一半的高中生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吸烟者感到震惊，他向理事会提出投入大量资金来应对青少年吸烟问题。理事会同意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 基金会一定要引入其他参与方来支持这一倡议，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要在财务上做出贡献。施罗德吸引了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参与进来，它们与基金会一道组建了“无烟青少年”运动。与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投资相比，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心脏协会的财务贡献很小。尽管如此，该运动前首席执行官比尔·诺维利认为，有更多的资助方可以让利益相关方“感觉这是公共卫生事业”，而不只是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一个项目。
如今，盖茨基金会、彭博慈善基金会、联合健康基金会和CVS健康基金会都是支持该运动庞大资助团队的一员。过去10年，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对该组织的贡献已经少于总募集资金的一半。[16]对无烟青少年运动来说，资金来源与其独立运作和服务整个领域的能力息息相关。借助广泛的资金基础，该组织帮助将青少年吸烟者的比例降至个位数。
领域催化者可以像无烟青少年运动一样组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有自己的理事会，这样更容易获得资金，也有助于推翻催化者是“资助方的宠物项目”的成见。并非所有成功的催化者都以独立实体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研究的所有催化者都有多个资金来源。
这些领域催化者做得好的第三点是，它们广泛听取意见，但只在一个小团体内做出决策。催化者们能与解决问题的任何人一起工作。在获得口碑和信任的基础上，领域催化者会征求许多人的意见，但将决策限制在人数相对较少的范围内。采取磋商而不是共识驱动的方式，领域催化者可以对新的发展迅速做出反应。
在社会领域的协作中，管理拥有决策权和无决策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古老的挑战。根据贝恩公司的研究，“超过7人的决策组每增加1个人，决策的效率就会下降10%”。[17] 此外，很多倡议没有能够延续其影响力，原因在于没有将关键人物的意见纳入决策。成功的领域催化者有能力达成平衡。
史蒂文·菲利普斯博士现任RBMP和消灭疟疾(Malaria No More)理事会成员。在21世纪初，他着手帮助他的雇主埃克森美孚公司了解如何减轻疟疾对该公司在非洲地区员工的威胁。菲利普斯把重点放在当时被视为这一领域顶梁柱的RBMP上。但在菲利普斯看来，RBMP的“权威性尚不清晰，而且相关的争论已经沦为不同资助团体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18]菲利普斯从埃克森美孚、盖茨基金会等处筹集了350万美元，聘请波士顿咨询集团来改进其组织的效率。[19]
通过与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合作，RBMP建立了更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流程。RBMP已经公布了它的新方案：“2016—2030年击败疟疾的行动与投资”战略路线图。RBMP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意见，寻求支持。但必要时，RBMP会独自制定战略。即使它仍然对其他参与方问责，但它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问责制和自主权之间的紧密连接使RBMP更有动力摆脱集体决策思维方式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