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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难民寻得一席之地




《逃亡:反思当今世界的难民政策》

作者:本·梅森

译者:王雨馨

原著:亚历山大·贝茨

保罗·科利尔

页数:288页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2016年3月,我是在莱斯博斯岛上度过的。这个希腊岛屿已经成为难民流入欧洲的入口。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每天有数千名难民在这里登陆,他们只携带着随身物品。他们主要来自叙利亚。在这里迎接难民的有些是专业人员,有些是志愿者,他们正在应对的是一个远远超出这个小岛屿范围的问题。这些难民是灾难性的系统失灵的受害者。

在研究各种难民服务技术项目时,我注意到政府和其他各方正以帮助这些难民的名义付出大量资源,尤其是在我居住的国家——德国。但是所谓难民危机的来源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解决危机的方法也必然如此。若缺少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理解,单个的项目很可能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也是我阅读《逃亡》这本书的动力和关切所在。

该书作者是牛津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在书中从分析难民危机的起源入手,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背景。他们指出,今天的国际难民救助体制最初是为逃脱本国迫害的难民服务的,因此并不适合解决造成今天难民的主要问题:经济、环境或政治上的不稳定。

作者详细分析了欧洲的难民情况。该书导言首先呈现了反映难民在欧洲分布的图表,书中有一章仔细解读了欧洲各国政府在2015—2016年采取的行动和失误。作者不时地批评这些行动有多么“欧洲中心”主义,非常正确地指出全世界流离失所的难民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作者只是在后面的一章中才提出了不同的视角。“叙利亚难民危机为改革难民政策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机会。这并非因为这场危机格外严峻,而是因为它的影响蔓延到了欧洲。”书中写道,“多亏欧洲难民‘危机’,才最终有了对难民政策进行反思的可能性。”

那么,应该反思什么呢?作者认为最核心的内容应当是“范式转变……从关注难民的脆弱性转变为承认和建设(他们的)能力”。换言之,我们不应将难民视为被动地等待帮助的群体。否则,不仅会产生巨额的开支,还会让这场悲剧变得更为复杂,让难民们长期被困在“临时”宿营地中,看不到自由,也看不到未来。相反,我们应该利用难民可能对接收国做的贡献,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虽然两位作者所提出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具有争议性:尤其是他们认为难民应当待在地区内的避难所里,也就是说,待在邻近战区的国家;富裕国家应该主要提供财政援助,而不用自己出面大规模接收难民。如果读过科利尔2013年写的《移民》,就会发现作者用来支持这一立场的论据很熟悉。其中一段写道,叙利亚难民非常适合在约旦工作,因为那里的经济和文化与其母国十分类似。相比之下,“德国在全球生产中与众不同的地位会让来自贫穷国家的难民感到严重‘水土不服’”。

该书最为突出的创意是提出在地区内避难所设立“特别经济区”,为创造就业提供帮助。作者已经参与了约旦一个此类项目的建设。持不同意见的人可能会说这些倡议客观上会鼓励低薪剥削,并且会质疑如果限制移民继续他们的行程,这些经济区是否真的会比传统的长期宿营地强多少。即便作者解释发生剥削现象的风险不大,但是他们的观点建立在对收入的信心上,也就是说只要能给难民提供收入,其他与难民福祉有关的问题都能借助市场的威力和难民的创业精神迎刃而解。

我完全同意对待难民应该“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但我希望作者能够对除了收入以外,我们还能为难民的福祉做什么贡献展开充分的讨论,这包括教育、培训和其他社会服务。书中提到“自助和互助的文化需要得到鼓励”,但并未展开论述,之后呈现的是一段单薄得令人沮丧的关于集合影响力的设想。作者在接近该书结尾处写道,公民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种贡献一直被忽视”,但在这段之前的部分,作者一直用介于漠视和明显怀疑之间的态度来谈论非营利部门的作用,灰暗而又隐晦地暗示“既得利益”的存在。

该书所提倡的让难民获得长期自治的思想值得称道。此外,作者还将注意力投向了富裕国家对大部分贫穷国家的难民所应承担的义务,而不是只关注踏进了它们门槛的那一小部分难民。尽管如此,作者有种简化不同群体动机差异的倾向,并忽视了书中的提议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不禁让人怀疑他们的构想是否能像他们希望的一样,实现伟大的结构转型。

本·梅森(Ben  Mason)

柏林非营利智库“更好家园”实验室的难民技术项目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