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程度的过度共享与生理和心理上的调节能力较差有关，并且更有可能使人罹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因为对他人的过度聚焦可能会导致对自己的关照不足。
赫尔格森和弗里茨认为，过度共享上的性别差异可能就是女性更容易焦虑和抑郁的原因，这个结论与研究“病理性利他”（pathological altruism）的芭芭拉·奥克利（Barbara Oakley）的观点不谋而合。奥克利认为，“很多疾病和症状都更多地出现在那些共情能力更强、更关注他人的女性身上”。
“过度共享”这个词可能会让你觉得，问题其实是出在“过度”上，而非出在“共享”上。事实上，这个领域最初的研究是由戴维·巴坎（David Bakan）的工作推动的，他讨论了人性中的两个核心：能动（agency）和共享（communion）。能动强调自我和分离，在刻板印象中属于男性特质；共享强调与他人之间的联结，在刻板印象中属于女性特质。二者都非常有价值，且都是构成心理完整性必不可少的成分。
我们通过一个量表来深入考察一下共享，当然，这里说的是良好而非过度的共享。（心理学家总是对制作量表乐此不疲。）这个量表需要你对一些描述按照1~5的范围进行评分，例如：
• 乐于帮助他人。
• 善于觉察他人的感受。
• 善良。
• 能够理解他人。
在这个量表上得分高的人更有可能具有各种良好的状态，包括良好的健康状况。
那么，共享程度高的人（积极的）与过度共享程度高的人（消极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两类人都非常善于关心他人，但共享更类似于关心和同情，过度共享则更类似于共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更类似于共情之苦，即因他人的痛苦而痛苦。
我并不认为过度共享完全等同于共情本身，但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这两者确实都会让人更加脆弱，都会引发人们自身的痛苦，影响人们的生活。我们之所以会为巴伦-科恩虚构的汉娜感到担忧，并不是因为她对他人的关怀。我们当然应该关怀他人。某种程度上的对他人的关心在道德上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能带来一系列生理和心理上的良好结果，比如短期内的情绪高涨和长期的幸福感。汉娜的问题在于，她对他人的关怀来自反复体验到的痛苦，她看起来像是过度共享的。而从长远来看，这种状态是弊大于利的。
多一点仁慈，少一点共情
讲到这里，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对共情者本人来说，共情其实也会产生消极后果。
你之前可能没听说过过度共享，但对感受到太多他人的痛苦的情形肯定并不陌生。有时，我们也会把这称作不堪重负。
有一次，我跟佛教徒兼神经科学家马蒂厄·里卡尔谈话。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他也的确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宁静和快乐，他非常礼貌地问我正在做什么工作。我说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摆脱共情的书。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感到有些尴尬，因为对里卡尔这样的人说这种话实在是有点不太恭敬。不过，他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恰恰相反，他觉得这种观点很有道理，甚至还告诉我这种观点与佛陀的哲学教诲、他和著名脑神经科学家塔妮娅·辛格合作进行的研究结果都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先来想想菩萨是如何行事的。佛教学者和哲学家查尔斯·古德曼（Charles Goodman）在有关佛教道德哲学的书里提到，佛教经典对“于心不忍”（sentimental compassion）和“悲天悯人”（great compassion）进行了区分。虽然我们常常将两者都叫作“慈悲”，但实际上，前者是需要避免的，因为它会“让菩萨精疲力竭”，后者才是更加值得追求的。悲天悯人要求对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有所节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直保持慈悲之心。
再来看看脑神经科学研究的证据。在一篇文献综述中，塔妮娅·辛格和奥尔加·克利梅茨基（Olga Klimecki）对仁慈与共情的区别进行了解读：
与共情完全不同，仁慈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它给人带来的感受是相互之间的温暖、关心、关怀以及一种改善他人处境的强烈动机。仁慈，是为他人所想，而非感他人所受。
有一系列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都把里卡尔作为被试，来考察共情和仁慈在脑神经机制上的差异。
共情研究室
研究者让里卡尔在核磁机里对身处不同悲惨处境的人进行不同类型的慈爱冥想。让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里卡尔在冥想的过程中并没有激活那些属于共情压力的脑神经，也就是那些并非训练有素的冥想者的人在想象他人的痛苦时惯用的神经群落。里卡尔的体验是愉悦且能量充沛的。在扫描完成之后，里卡尔这样描述自己的体验：“一种温暖且积极的状态，带有强烈的亲社会动机。”
然后，研究者要求里卡尔进入共情状态并接受脑扫描。这时他脑中的共情回路就被激活了：他的脑部反应看起来与那些并非训练有素的冥想者的人思考他人痛苦时的脑部反应一模一样。之后，里卡尔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共情体验的：“共情体验……很快就让我感到难以承受，让我的情感疲惫不堪，跟我精疲力竭时的状态差不多。在经历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共情状态后，他们让我选择是进行慈爱冥想还是停止接受脑扫描。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行慈爱冥想并继续接受脑扫描，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被共情体验掏空了。”
在辛格领导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未经冥想训练的普通人在接受共情训练和仁慈训练时的差异。在共情训练中，人们被要求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在仁慈训练中，人们则被要求对一系列想象中的人物产生温暖和积极的想法，从亲近的人开始，逐渐过渡到陌生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
从神经角度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共情训练使脑岛和前扣带回的活跃程度增加，仁慈训练则激活了脑的另一些区域，比如眶额部皮质中线部和腹侧纹状体。
从实践角度来说，差异同样十分明显：当被要求与痛苦中的人共情时，人们会觉得这种体验很不愉快；仁慈训练则恰恰相反，能让人在冥想的时候感觉更好，对他人也更友善。
你可能会觉得，对仁慈与共情之间的差异有似曾相识之感。前面讲过，过度共享最大的消极后果就是让人产生情绪痛苦：面对处于痛苦煎熬中的人时，过度共享会让你也觉得难过不已，会给你增加沉重的负担，甚至还会让你在为对方提供帮助时力不从心。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共情训练会让人痛苦不已，仁慈训练的效果却要好得多。
在研究总结中，辛格用更加谨慎的措辞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并且做出了更加广泛的暗示：
从长期体验的角度来说，共情更多地会引发消极后果。与之相反，仁慈却是一种积极的、朝向他人的情感，并且能够激发亲社会动机和行为。相对于共情可能会带来的潜在伤害，这种更加灵活和有适应性的社会情绪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尤其是仁慈训练不仅能促进亲社会行为，还能增进积极情感和韧性，继而让人能更好地应对高压情景。这就为开发更具适应性的社会情绪和动机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是对那些从事助人职业或身处高压环境的人来说，这是极为有益的。
这种观点与戴维·德斯特诺的结论不谋而合。德斯特诺的研究发现，与进行其他认知训练的对照组相比，练习正念冥想的人对他人更和善，并且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德斯特诺及其同事认为，正念冥想“降低了人们模拟他人痛苦感受相关的脑区的活跃程度，激活了与亲社会行为相关的脑区”。他非常认同地引用了一位佛教学者的话：“基于冥想的训练能让参与者快速从他人悲惨处境带来的痛苦情绪中走出来，将这种情绪转变成一种想要有所作为的仁慈之心，让消极情绪得到缓解。”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更少共情，更多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