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依然认为神经基础对人的思维和心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证明了所谓的理性思考和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借用萨姆·哈里斯的话来说，我们其实都只不过是一群“生化傀儡”而已。
著名脑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24)用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例子来论证了这种观点。
共情研究室
2000年，有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正常的弗吉尼亚男性开始收集各种儿童色情录像，然后对自己还不到青春期的继女进行性启蒙。他被判处先在一个改造中心接受改造，这里都是因为对同事或患者做出猥亵行为而被开除的人，然后被收监关押。就在要正式入狱的前一夜，他突然因为剧烈的头痛而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在他的脑部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肿瘤。当切除了这个肿瘤后，他的性强迫行为也随之消失了。几个月后，他对儿童色情录像的兴趣再次出现，与此同时，他的肿瘤也再次出现了。当再次手术切除肿瘤后，他的性强迫行为又消失了。
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有一种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能引发病态的赌博行为，有一种迷药能让服用者像机器人一样听话，安眠药可能会引发嗜睡症或梦游。
这类事情之所以让人感到惊讶，可能就是因为它们都是非典型的情况。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会被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左右。当你阅读本书的时候，你的行为确实受到了物理规律的限制，但除非是被人用药麻翻了、被人用枪指着脑袋或者被一个能影响行为的脑瘤制约着，否则阅读本书的行动就是出于你自己的选择。你是因为某种原因才决定读这本书的，并且随时可以停止阅读。
伊格曼也许依然会坚持认为，这种区别也是一种幻觉。脑瘤患者并非特殊的怪异现象，而是人类的行为被神经活动决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伊格曼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背后最基本的隐含假设是这样认为的：“与基因和神经的你相比，那个意识的你究竟能做多少决定还不得而知。”
我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力行为与职业杀手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脑瘤患者与身体健康的人的性骚扰行为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并不是说脑操纵着人们本能的反应行为，刻意为之的主动行为则另有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与伊格曼没有分歧，我也认为所有行为都是由脑引发的。不过，我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两种情形进行区分的。我之所以会认为脑瘤患者是特殊情况，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并不存在于正常的主动意识决策的神经机制中的特异行为。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情况，当这些人恢复到正常状态，比如肿瘤被切除、药效消失，他们就会觉得之前的欲望和行为与自己毫不相关，完全在自己的意志之外。相反，当处于异常状态时，他们对奖惩的反应也很不敏感：即便是明知有坐牢的巨大风险，他们也无法阻止自己的行为。这是因为驱使他们做出某种行为的部分与计算自己行为长期后果的部分相互解离了。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解离。人们会经历一个通常被称为“选择”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这里没有任何魔法。思维的神经基础完全支持主动选择和理性思考的存在——人有很多神经系统，有的负责分析各种选项，有的负责构建逻辑论据，有的负责通过例子和类比来进行推理，有的负责对预期的行为后果做出反应。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切，可以想象一下有两台电脑。一台的行为是随机且古怪的，行事完全没有逻辑，另一台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成本收益分析者。很显然，两台电脑都是机器，都没有什么灵魂的存在，但其行为却大相径庭。对心理学家而言，问题就是：人类到底是其中的哪一台？很显然，两者皆有。所以，更好的问题或许是：人的非理性程度有多高，理性程度又有多高？
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可以通过实验和观察来回答。当然，这时神经科学的研究确实能有所帮助，但仅仅得知我们是物理上的存在并不能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所以，人是理性动物这个观点与神经科学的发现并不矛盾。
为什么人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行为
第二个对理性的攻击来自心理学，很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发现人并不理性。
大量的证据都说明了我们是如何被一些意识之外的因素影响的。很多研究都试图呈现我们的判断和行动会受什么因素影响，比如愤怒的程度、所在房间的味道以及身边是否有一面国旗。心中想着超人，你就更有可能去当志愿者；心中想着教授，你就更有可能打破砂锅问到底；身边满是蓝色，你就可能会更有创造力；坐在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你就可能会觉得与他人的关系更脆弱。
与站在白墙边的大学生相比，站在洗手液旁边的学生在填写政治观点调查问卷时更为保守。身处充满难闻气味的房间的学生对同性恋男性更不宽容。刚走过一个香气四溢的面包房时，人们更有可能愿意为陌生人兑换零钱。放在厚重的夹纸板上的简历更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看到黑人男性脸庞的照片，自称为平等主义者的白人更有可能把某个工具误认为枪支。当投票地点设在学校，人们更有可能支持征收销售税来补贴教育。
关于这种影响的效应，有些是短期的，有些则不是。例如，有证据表明，人们终生都会受自己名字的影响。有统计数据证明，叫Larry（拉里）的人更有可能成为Lawyer（律师），叫Gary（加里）的人更有可能住在Georgia（佐治亚州）——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对你的偏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上例子都显示，我们的思维、行动和欲望都会受自己意识之外的一些因素影响，从理性上看是莫名其妙的。你坐的椅子的牢固程度与你跟任何人的关系的牢固程度都没有一点关系；我的名字是保罗（Paul），这一点也不应该对我选择心理学家（psychologist）作为职业有什么影响。所以，如果这些因素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那它对那些认为人类是理性且深思熟虑的行动者的人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很多人确实把这些事实看成毁灭性的。乔纳森·海特提出，社会心理学研究应该让人拒绝那种自己能控制自己的决策的观念，这确实抓住了很多人的共识。换个思路，我们其实应该把意识自我看成一名律师，它更多的是为客户进行辩护，在事发之后才跑出来合理化我们做出的决定。认为理性是狗其实是大错特错的，理性只是个狗尾巴而已。
我尊重上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甚至我自己也做过一些这样的研究，但我不认为这些研究结果的真实含义就是大家以为的那样。
事实上，很多这样的发现其实是非常薄弱的。最近几年，社会心理学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重复危机，不同心理学家进行同一项实验却无法得到同样的结果。例如，心理学家迪耶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曾宣称自己在研究中得到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反直觉发现，即杂乱的环境会增加人们的歧视程度，结果发现他其实伪造了数据。这种事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的担忧是针对一般性的科学实践的：人们担心各种发现都源自一次次的重复测试和不合理的统计分析手段。
我曾经教过一个研讨班，结课要求是参与者合作完成一个研究项目。尽管尝试了很多次，但他们都没能重复最初实验的结果，最终只好把实验重复失败的结论发表了出来。这件事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不在于他们无法重复最初实验的结果，而在于他们把重复失败的结论发表了出来。虽然在研讨会、实验室理会或学术会议等非正式场合，大家有时也会对此略做讨论，会在私下里说某些发现像谜一样（“哦，没人能把那个实验做出来”），但通常这种失败的实验都会直接被弃之不理。现在很多心理学家都抱着这样的态度：如果某个发现看起来似是而非，那就等一阵子，它自会淡出大家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