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做的最世俗的事情。感到口渴的时候，你不会待在座位上听天由命，而是会规划行动，然后去执行。你会站起身，找个杯子，走到水管前，打开水龙头。这些看似最简单的规划活动却超出了任何电脑的能力。想要在这个充满风险且不原谅错误的世界生活一整天，我们需要形成并执行很多复杂、多层次的规划。至于更复杂的任务，比如维持一段亲密关系、上班完成任务或达成事业成就，都需要具备极为出色的认知能力才能完成。
如果你怀疑推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那可以想想这种能力受损后的情景。那些智力不足或脑部受损的人都需要受到特殊照顾，因为他们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你可能会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来防止自己或家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即使神经系统毫无损伤，人们也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推理能力有所下降，比如在年幼或者醉酒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被阻止做出重大决策，而这种阻止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人类的推理能力还有其他更细微的变化。跟许多国家一样，美国对开车、参军、选举投票以及饮酒等都有法定的最低年龄限制，这一切都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人类的很多核心能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成熟状态。
可能有人会争辩说，对推理能力的要求存在一种地板效应，即只要超过平均水平就可以了，甚至有些学者也会这么说。但就像史蒂芬·平克所说的，学者这么说更多的是一种冷嘲热讽而不是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往往是对智力最痴迷的人。
但考量智力的时候会发现，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依然有效。智商120和智商100（平均值）的人之间的差距远大于智商140和智商120的人之间的差距，并且当你的智商超过一个特定的数值时，其他能力的重要性就会超过智力。正如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说的，社会心理学“提醒了我们，情绪要比纯粹推理更重要，社会联结要比个人选择更重要，品格要比智商更重要”。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认为高智商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他说：“如果我有魔法，并且想给你提升30个点的智商，你当然愿意了，对吧？”但紧接着他就说，其实你不应该感兴趣，因为当超过了某个阈值后，智力就不能再起到任何作用了。
布鲁克斯和格拉德韦尔都对到底什么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很感兴趣，而且他们都不强调智商的作用，而是提倡其他的因素。布鲁克斯聚焦于情绪和人际交往技巧，格拉德韦尔则更关注偶发因素，比如你家里有什么人，你出生于什么年代和什么地点。他们指出的这些因素的确很重要，而我说推理能力在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并不是说它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不论在什么层面上，智商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心理测量的变量来预测一个儿童的未来，那么智商恐怕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智商与很多好的事情都具有相关性，比如持续的优良成绩、远离监狱、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稳定且充实的亲密关系等。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智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今社会都过度强调了智商的重要性。在美国，能否上个好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SAT得分，而SAT本质上就是一个智力测试。SAT得分与标准智力测验得分之间的相关性也非常高。他们可能会说，如果决定把最好的大学都留给红色头发的人，那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红色头发与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以及其他好的事情都有正相关性的世界了。继而，心理学家就会都跑去证明红色头发对人有多么重要。
但是，智商和成就之间的关系可不是我们主观臆断的，大学对测验成绩如此重视也并非毫无来由的。这些测验能揭示思维速度、抽象思维等关键能力，所以不难看出这类能力对智力角逐的帮助有多大、它们为什么是值得拥有的良好特质以及它们为什么在人的一生中有非常广泛的影响。
较高的智力水平不仅与成就水平相关，也与良好行为相关。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智力水平高的人更少有暴力犯罪行为，并且监狱内外两个群体之间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还有证据证明，智力水平高的人更愿意合作，因为智力会让人更重视长期合作的收益，并且更能从他人的视角考虑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些都是平均而言的情况。智力上的先天优势当然不能保证有良好的行为。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和乔舒亚·拉斯特（Joshua Rust）一系列令人瞩目且妙趣横生的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专业的道德哲学家并不比其他学者在道德上做得更好。他们不会给母亲打更多的电话，不会为慈善事业捐更多的钱，也不会更及时地归还图书馆的书籍，等等。
同时，的确存在邪恶的天才。当一个人真的有邪恶的念头时，智力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会让这个人变得危险万分。智力是一种可以被用来追求任何目标的工具。如果目标是积极的，那么更高的智力就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但良善之举需要一定的动机，你需要关心他人并且重视他人的命运。
推理和理性不足以让你成为善良且能干的人，但它们是必要的因素，并且一般来说越多越好。
当然，不仅智力是这种情况。前面讲过，如果你很好奇一个幼儿长大后会变成怎样的人，那智力测验就是个很不错的预测方法。但实际上，还有更好的预测方法，那就是自我控制能力测试。
自我控制可以被视为理性最纯粹的体现，因为它反映了脑对冲动、非理性或情绪的制衡能力。著名人格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25)在一系列的经典研究中考察了一批儿童，看他们是否愿意控制自己不吃眼前的一块棉花糖，来换取未来的两块棉花糖。他发现，那些能等到第二块棉花糖的孩子成绩更好，到了青少年时期SAT得分更高，成人后在精神健康、关系质量和收入方面的情况都更好。针对精神病态者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犯罪行为与自我控制能力低是相关的；而针对那些非常具有利他性的人的研究发现，这类人有超乎常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史蒂芬·平克曾经说过，就像高度自我控制能力会给个人带来好处一样，珍视自我控制能力的文化也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他写道，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欧洲的谋杀率降低了30%多，他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文化的变化，从褒奖荣誉变成了褒奖自律。
再次强调，这么说绝非否认仁慈、善良等品质的重要性。我们希望从小就培育这些特质，并努力建立一种珍惜和褒奖这些特质的文化，但仅仅这么做还不够。想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还需要赞美那些更聪明、更有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因为这些品质是获得成功、幸福的基础，也是良善、道德的人所必需的核心品质。
我在本书中引用了亚当·斯密的很多话，而斯密认为对人最有用的品质有两种，而且都不直接与情感、感受、道德相关。这两种品质分别是“超强的推理和理解能力”以及“自我克制能力”。
第一个品质很重要，因为是它让人重视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哪种行为能让你达成目标，你又怎么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呢？第二个品质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让人放弃即刻的诉求而聚焦于长期后果。
政治领域的非理性与推理能力无关
在某些领域，我们确实表现得非常愚蠢，政治就是其中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常常用政治领域的非理性来揭示人类普遍的心理局限性。
政治领域的非理性情况非常明显。一方面，政治总是跟某些古怪的事实性信念相关，比如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或者乔治·布什直接参与了“9·11”事件等。我妻子曾经看到过一个帖子，说美国总统即将把所有纸币上的“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字样去掉，这个谣言最初来自一份讽刺性的线上杂志，却被我妻子和她的很多朋友不加判断地信以为真。这并非一个独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