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习力，就是学习的动力和能力，以及把你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资本、创造出价值的输出力。关于学习力，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意思就是，生来就知道的是最上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才学习知道的又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仍不学习的人是最下等的了。
关于这一观点，《中庸》第十九章中的理解异曲同工：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意思就是，对于五道三德的道理，有的人天生根性好，聪慧过人，通过自我体悟获知很多；有的人是要刻苦学习之后才能有所知晓；有的人则因为陷入困境、遭受挫折或遇到人生困惑，才因此进修而获得新知。不管是三种里面的哪一种，等你获得新知，其效果都是一样的了。对于五道三德的实践，有的人是为了心安理得地去做，有的人则为了名利才去做，有的人甚至是勉勉强强地去做，及至他们都成功的时候，却是一样的了。
无论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还是困而知之，只要占据其中一条，让自己达到同样的效果就足够了。这就是殊途同归的学习力。
生而知之是一种天赋，很少有人做得到，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在现实生活中，生而知之主要指某些神童，其智商天生就比普通人高出一截，可谓先天拥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由此可见，生而知之的人是聪明的，但他们难道可以一直聪明下去吗？他们是否不需要训练就能拥有持续学习力呢？
北宋宰相王安石曾写过一篇《伤仲永》的文章，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金溪有个叫方仲永的孩子，他家世代为农，不曾读书。当方仲永长到五岁时，都不认识笔，也不认得字。有一天，方仲永突然大哭大闹起来，向父亲索要笔墨纸砚，父亲很是诧异，只能向邻居借来纸笔交给他。拿到纸笔后，方仲永立即停止了哭喊，还在纸上赋了一首诗，并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父亲也看不明白自己孩子写的是什么，就将这首诗拿给了当地的秀才。秀才看过后，很是赞赏，出钱将这首诗买了下来。后来，无论是谁找方仲永写诗题字，他不仅能及时完成，写的文章也都切合题意且文采出众。方仲永的父亲开心坏了，觉得仲永可以迅速给自己带来财富。于是，就带着他四处拜访，到处题诗写字，并没有让他读书学习。
后来，等到方仲永十二三岁的时候，写出来的诗词已经大不如前了。又过了十年，方仲永再也写不出来任何东西，跟其他平庸孩子并无两样，只能跟他的父亲一起务农为生了。
如果失去学习力，即使是天才也会泯然众人。对于方仲永，王安石十分惋惜，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警醒后人。他认为，一个人是否是天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后天的学习中得到成长和进步。就算你真的是天生神童，如果没有后天的学习，最终也会变得跟普通人一样。就算你是普通人，如果勤奋学习，迟早有一天同样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级人物。
除了小部分的人是生而知之外，大多数人都是学而知之，连孔子都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就是，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求得的。或许我们认为孔子属于生而知之，但他却将自己归为第二类次等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学而知之才是主流。
困而知之，是又次等的。因为他们没有学习的主动力，是在困境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被迫学习的。但这种人，难道就比那些生而知之、学而知之的人差一等吗？倒也未必，要看学习的效果而定。这些人中不乏最后的成功者。
王憨山是我国著名国画师，从小学习画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画陷入穷途末路，他毅然选择坚守文人画的阵地。在这样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困境中，他找到了人生目标，艰难的环境让他更加坚定学习钻研的动力。为此，王憨山给自己刻了一枚闲章，上面写：“困而知之。”时刻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下，都不要忘记努力学习。
人，只有到了困境中，才有学习的欲望。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就是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和探索欲望；悱，是马上就要得到答案了，但还差一点火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是经过强烈学习探索，到达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时，就不要去开导他；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要去启发他。困，然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和短版，然后才有学习的急迫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忧患的环境，越能激发强大的学习动力。曾经有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贫家女孩，在演讲中公开表示感谢贫穷。我们国家在近代遭受列强侵略，无数仁人志士纷纷外出留学，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出来一批批大师级人物。
“困而知之”虽然被动，但得到的效果却未必差。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重点都在于“知之”。三种方式各有优缺点，生而知之的优势在于天赋，但如果不通过后天的学习，照样会变成普通人；“学而知之”的优势在于平等，大多数的人都是通过后天学习才通晓道理的，所以每个人得到的学习机会基本都是平等的；“困而知之”的优势在于学习动力，在外界推力之下，逼迫自己去努力学习。总之，不管你是哪一种学习方式，只要坚定信念、刻苦求学，其结果都会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