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没人想被孤立，都希望朋友众多且被人赏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见解得到实行，得不到就只能叹息慨叹了。比如北宋范仲淹就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意思是，没有这样的人，我还和谁同路呢？著书的也是如此，都希望自己的文章得到欣赏。《红楼梦》成书后，读懂的人少之又少，于是曹雪芹不禁在第一回写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意思是，看过书的人都说荒唐，可谁能了解其中的味道呢？
细想之下，怪不得读者，只能怪作者太高深，写的东西太玄妙。他们本可以把玄妙的东西写得很通俗，这样一来还会为知己发愁吗？宋朝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意思是，柳永这个人很会写歌，而且老百姓很喜欢，就像现在的名人一样。而且一旦出了新专辑，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大音响和小喇叭整日传颂，所以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稍一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那就是过于高明的人一味追求高雅，就可能过于走极端，失去了应有的大众通俗性。因此，《中庸》第三十二章中说：
故君子极高明而道中庸。
意思就是，一个真正的君子，是达到极端的高明同时又遵循中庸之道。
关于高明和低俗的关系，这是一种真实存在但又很难把握的分寸感。《古文观止》中曾有一篇《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了一个“曲高和寡”的故事。
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人，他的才华十分出众，深受楚王赏识。如此一来，就开始有人说宋玉的坏话，渐渐传到了楚王耳朵里，楚王就去询问宋玉。宋玉解释了一通，楚王消除了对他的误会，但对为什么产生流言很是不解。于是，宋玉给楚王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外国人来到楚国首都唱歌卖艺。第一天，他唱起了楚地的民歌《下里》《巴人》，很受欢迎，大家感动得都和他一起唱，和者数千人。后来，他唱起了格调稍高的《阳阿》《薤露》，能随着他唱的，从几千人减少到了几百人。又过了几天，他唱起了难度更高的《阳春》《白雪》，能够跟着唱的，不过几十人；接下来，他又将五音特色调和到极致，这时能够跟着他唱的，不过几个人。
故事讲完后，宋玉总结道：“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也。”意思是，曲子越是精妙高深，能随着唱的人就越少。所以就可以解释宋玉遭到流言的原因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过于高明也不是好事。正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世界上大多数都是平常人，所以下里巴人的受众自然就多。如果有人偏偏要追求高明，甚至想到达“绝世而独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那就必须做好“孤光自照”“孤芳自赏”的准备。
一个人要想受欢迎，就得“和光同尘”，这个成语出自《道德经》。《道德经》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意思就是，挫去锋芒，消解纷争，收敛自己的光耀并融和其中，混同人们的尘世，这就是深奥的玄同。这是一个人拥有好人缘的秘诀和准则。
然而，和光同尘也是有底线的，需要我们掌握其中的分寸。如果过于从众跟风，难免会丧失自己。关于这一点，《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中说：“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意思是，不要亲近也不要疏远；不要从中取利，也不要从中受害；既不要尊贵，也不要卑贱。如此，天下人自然重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各个派别中，有一个“山药蛋派”显得尤为独特，他的创始人是赵树理先生，被称为“铁笔”和“圣手”。他的小说通俗易懂，但不低俗，往往在通俗之中展现社会风俗生活的变迁和人生哲理，让知识分子读了不觉得土和俗，农民读了也不觉得洋气。对于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不要过于高明得超出世俗的理解能力，也不要低俗得人人讨厌，人人呕吐。总之，我们要把握住高明和中庸之间的分寸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自己既不高明到曲高和寡，也不要愚笨到淹没凡俗。如此一来，雅俗共赏，方是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