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商、网络平台等的发展，各种灵活就业新业态不断出现，涉及人数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新的就业形态，现有的劳动关系法律法规缺少相应规定，国家也没有相应的就业政策予以支持。同时，技能人才普遍供不应求，严重制约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一是总量偏少，截至2017年底，拥有一定职业资格等级的劳动者为1.65亿人，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21.3%。二是技能人才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万人，占各类技能劳动者的比重为2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快速增加，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亟待增强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良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现阶段，不少地方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民生政策，但在落地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最后一公里”难到位的问题。同时，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需求和实现方式也越来越多样，现有的基层治理能力跟不上这样的变化和要求。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基层行政权力和治理能力与承担的职责不相匹配。从行政垂直体系看，街道、乡镇以及城乡社区是权力最小层级，但所有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要求等都由基层行政机构和组织来执行、落实与完成，基层政府和城乡社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任务执行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增强却跟不上需求的增加，基层的境况从原来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转变为“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农村，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三留守”人群、生态保护等，都非乡镇党委政府一己之力所能应对；在城镇，基层社会情况更为复杂，物业问题、养老问题、停车问题、治安问题、社区服务问题以及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街道党政机构和基层社区组织普遍面临缺权、缺人、缺钱也缺有效的专业技术手段的困境，而在城镇社区居民中则面临只提需要却不参与的现象，社会原子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基层街道党政机构和基层社区组织疲于应付各种问题，工作起来几乎是“五加二”“白加黑”，即便如此，一些社区居民中仍然存在种种不满意甚至是怨言。面对复杂的形势，不少地方努力探索基层治理创新，但总的来说还是跟不上快速增长的生活需求的变化，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亟须加快推进的战略任务。
（三）医疗改革进入深水区，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难度增大
十年医疗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群众满意度有所提高，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目前，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的自付比例确实降低了，但是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弱，患者就诊率并不高，去大医院看病的就医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大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低，自付比例高，基本上在40%左右。大医院人满为患，收入也高，因此它们有能力更有动力扩大自己的规模，反过来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医，这进一步拉开了其与基层医疗服务机构间能力和患者就医规模的差距。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方面医疗改革强调要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另一方面全国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占其全部收入的比重还不足10%，导致多数公立医院都采取医生绩效与看病多少直接挂钩的办法，从而很难彻底遏制过度开药、过度检查等问题的出现。因此，今后医改的重点，仍然是继续理顺公立医院的运行体制机制，给予医生稳定和体面的薪酬，改变其行医谋利的做法。
（四）乡村振兴面临各种难点和瓶颈，有效的解决办法和路径尚在探索之中
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19年国家出台了许多重要的政策，但要产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政策上看，土地问题、资金问题、技术问题、人才和人力问题等都可以得到解决，但真正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例如，乡村产业发展如果没有建设用地是难以有作为的，目前给乡村振兴的建设用地指标非常少，很多县市都舍不得把有限的土地指标用于乡村振兴，以致乡村振兴所依托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受到严格的土地限制。农村宅基地的租赁使用依然没有充分开放，目前改革试点地区最开放的做法是，在县域范围内，农户可以租赁宅基地建设私人用房。没有宅基地的充分开放，不允许社会资本下乡租赁宅基地和住宅，不允许租赁的宅基地和住房被用于经营与发展产业，就很难推动资本下乡、推动乡村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乡村农业和非农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的使用和开发受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乡村融资。乡村振兴需要的资本，一是工商资本下乡，二是银行等金融部门融资，三是民间借贷，四是财政投入。由于土地属性和使用限制，前两者因为风险大而缺乏动力，而财政投入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一些产业发展补贴，因此，目前乡村发展融资只能借助于小额信贷和财政补贴等。
技术推广是乡村振兴的另一个瓶颈。农民对技术的需求很大，很急迫。目前，农村技术推广主要有各种培训、科技人员下乡指导、农民自费学习等渠道，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农民对技术的需求。相关部门推出的培训，时间段、培训内容与农民需求相差大，不实用。科技人员不定期下乡，远水不解近渴。自费学习成本高，不少农民没有相应的能力。国家对农村技术推广的投入不足，并且尚未形成长效的技术推广体系和机制。现有科技人员和推广人员难以获得应有的报酬，不安心从事推广，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吸引新的年轻的科技人员加入农村科技推广行列，为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支持。除了科技人才外，乡村振兴所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创业人才、创意人才乃至普通的劳动力都严重短缺。
农户生产在产业化、市场化过程中与市场对接难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还不少。第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非常普遍，中老年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组织化的兴趣和能力都比较低。第二，在现有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中，存在不少空壳合作社、僵尸合作社，目前国家农业农村部正在对其进行清理。第三，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或企业加农户等新型农业生产组织模式，覆盖范围较小，相关机制还不稳定，进入这些组织模式的农户的谈判能力不强，处于弱势地位。第四，由于缺少青壮年劳动力，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等也难以推广和发展。
总的来说，乡村振兴和农村发展还要突破一些体制机制瓶颈，还需要更大、更多的投入以及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才能克服目前所存在的瓶颈。
（五）环境保护与区域均衡发展间的张力有所加剧，要防止民生问题演变为社会事件
2019年对人民群众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件是猪肉价格飞涨，涨幅超过40%，社会舆情显示人民群众对此意见较大。猪肉价格猛涨，与非洲猪瘟和国际贸易摩擦有一定关系，但与一些地方出于环保考虑对农户养猪过度执法的关系更大，一些地方把农户养猪与生态环境保护严重对立起来，在不少省份，农民养猪被一律禁止，这不但引起养猪农户的不满，而且让一些规模养猪的农户损失惨重，最终引发中国猪肉供应严重短缺。国家已经向市场投放上万吨储备猪肉，解决供应短缺问题，平抑市场价格。目前，猪肉价格上涨势头已经得到遏止，预计2020年春节过后将会明显回落。但这个事例说明，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存在一定的张力。一方面，要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区，自然需要加大环境保护执法力度，提高生态保护标准；但另一方面，关系民生供给的粮、菜、油、肉、蛋等基础原料供给也全赖于乡村，在农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发展尚不足以满足这些基础供给的情况下，不能采取简单化的“一刀切”禁止农户生产的做法。要切实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关系。要防止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起伏波动对农户生产积极性的伤害，更要高度警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异常上涨引发社会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这方面已有不少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