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企业领导者讲课时，我会给他们播放穆蒂指挥的视频，然后问他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让他来做你们的老板？”通常只有1%～2%的人举手。在这种情况下，穆蒂或许不算成功，但令人好奇的是，如果问同一群观众：“穆蒂能否达成期望，有优秀的表现呢？”结果有大约90%的人相信他能做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一致的观点，根本原因并非是大多数人反感被强迫着去做什么事，而是大多数人认为，纪律和严苛的态度会迅速恶化成胁迫。穆蒂是恶霸吗？
我认为穆蒂不是。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我研究过他，也曾经与其他独裁型指挥家一起合作。至于穆蒂，我曾经瞥见他在指挥台下与人交流的样子，从此开始喜欢起他来：我看到了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怀疑、幽默的穆蒂——一个充满差距的人。身为音乐造诣高深且充满魅力的指挥大师，穆蒂的指挥作品备受欢迎，但是在指挥台上，他被困在自己的领导模式里，但凡其他人有所选择，都不会采纳他的模式。大家通常会说：“这种领导风格当然很有效，但是只适合军队！”显然，他们认为军队丝毫无法容忍士兵的不服从，是阶层与纪律僵化的组织缩影。然而，穆蒂的领导方式真的适合军队吗？35年前服兵役的经历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
从古至今，以色列不断与邻国发生冲突，服兵役几乎是每一位公民必经的人生体验。义务兵役就像是一个社会熔炉，包含了原先生活条件有天壤之别的、形形色色的人。军旅生活是许多以色列人首次尝到领导滋味的地方，许多饶富创意的高科技公司也在此萌芽，这让以色列有“创新之国”的美名。我曾在军官学校第一次接受领导力培训，并在作战部队担任中尉。那时，边境相对平静，我享受那段漫长又无所事事的日子，把时间都用来阅读我们当时的圣经——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著作《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那时，偶尔会从营区总部传来一连串指令，我发现其中的大部分指令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会产生反效果。值得庆幸的是，与海勒的疯狂且非理性的世界不同，我可以在以色列军方或至少是其野战部队，直呼指挥官的名字，几乎从不提及军衔，也不必对指令照单全收，还可以有充分的协商空间——不只是我这种资历尚浅的军官有这种权利，就连我的士兵也可以对我发表任何意见。如果他们认为我忽略了他们的意见，也可以以忽视我的指令的方式来回应。我知道，如此描述军旅生活听起来或许令人意外，但至少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叙述很准确。“协商”是有限度的，身为军官，士兵会期望你做出决定（即便这个决定不受欢迎），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对你的尊重。同时，你必须倾听，并以士兵的意见作为行动的起点，从而赢得他们的注意和服从。
像穆蒂一样的独裁型领导者要如何融入军队环境呢？总的来说，我遇到的独裁型领导者很少受到下属的欢迎，只有几位指挥官是例外，他们在战场上留下了传奇的声誉，而且这种独裁型领导风格只能发挥在与作战相关的议题上。每当“纪律”被应用在着装或发型等其他问题上时，就会和下属产生摩擦，引发不服从和抵触情绪。
2013年初的某个晚上，以色列北部司令部的两位将军登门造访，请我给予建议，此时，我年轻时服兵役的经验就派上了用场。他们描述的差距是，总司令部的将军们与作战指挥官之间的看法是对立的。
正如我所理解的，在事务上，指挥官想成为爵士乐的独奏乐手，只需要最少的书面指令和大部分的即兴演奏。但是总部的将军们想让他们成为大型乐团，甚至是行军乐队，即兴发挥的部分很少，几乎所有事务都预先安排好，通过资源的协调和使用来发挥最大的效用。这显然是领导力的问题。两位访客深知，惩罚不守规矩的指挥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让所有关系人能够形成新的观点和行为。在这一点上，我欣赏他们的坦诚和无知，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新视角是什么，而且知道自己不该建议甚至是预测接下来的行动路线。他们把挑战交付于我，我在一个星期以后安排了四个小时的会议，并邀请所有当事人参加。
我从特拉维夫飞到戈兰高地附近的一座小机场，以色列国防部的指挥将领都在这里集合。有一位将军特意在会场外与我碰面，原因是他不想参加这个会，他说自己总会在学术演讲中打瞌睡，不仅自己尴尬，还会让讲师感到不愉快。我向他保证自己不是学者或讲师，也不打算教授什么知识，只是有些东西想给他看。虽然他有些困惑，但还是同意留下来。
我的想法是，在他们面前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导模型，而这与同样具有挑战性的团队合作模式密不可分，他们必须想象自己在最高水平的合作实践中的领导力观点。
请各位想象一个超现实的场景：在叙利亚惨烈的内战中，在军队和反叛军激烈交战之际，距离战场仅几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官坐下来，紧紧围绕在弦乐四重奏的四位年轻音乐家身边，他们正在演奏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和莫扎特的作品。
为什么我安排这四位杰出的音乐家来当特别嘉宾呢？为什么古典音乐的弦乐四重奏会是激发军队指挥官思考的范例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演奏时，每个人既是独奏者也是领导者，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彻底合作。这是关键所在。
四位音乐家的角色可以随时转换，任何人在任何时刻，既可能独奏又可能演奏副旋律，还可能成为伴奏或先做停顿。你或许认为，独奏就能根据自己的节奏发挥了，事实并非如此，节奏是由伴奏决定的，想象一下独奏的吉他跟着爵士鼓的节拍吧！音调和音色是其他乐手同时呈现的元素，就像巨大的万花筒一样不停变化，团队成员必须迅速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不只是照着乐谱演奏，还要考虑到如果其他人的演奏与事先排练时有出入，他们该如何作出回应。乐谱呈现的是职责的变化，但是在执行上必须由乐手决定，并且乐手需要跳出个人的观点，进行共同诠释。
这些见解出自音乐家和指挥官之间的对话。双方都叙述并分析了音乐家的合作，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比较各自的发现，幸好他们并不认为这两个领域是“一样”的，否则就没有东西可以学习了。相反地，他们研究了“军事语言”和“音乐语言”之间的差距，比如主旋律和伴奏之间“给予与接受”的关系就被拿来与“进攻力量和后勤支援”的关系作比较，找出相似点和差异点，并获得新的视角。那位“昏昏欲睡”的军官勉为其难地参加会议后的感想是：“我有了新的感悟，通过他们反观自己，就像意外地在一间装满镜子的大厅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一样。”
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是否愿意让指挥家来带领弦乐四重奏？”他们激动地拒绝这个提议，说道：“指挥家会干扰我们做音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那么，如果指挥家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而是观察并提出建议呢？结果大家都很欢迎，认为只要指挥家是一位真正优秀的音乐家就没有问题。不过，如果这个乐团的人数增加至管弦乐团的规模呢？这时，大家都认为该由指挥家来发起讨论和做出决定了。这也是军队可以考虑的领导模式，而且与“穆蒂型军事模式”（mutimilitary）的刻板印象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