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通常与“缺乏控制”有关，因此也和“自由”有关。我们一直以为信任是一种美德，可是信任只在特定情况和特定界限下存在。理查德·施特劳斯相信他的乐手会遵守规则，而不是质疑规则。如果我们跳出音乐的框架，看看1930—1940年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德国的生活环境就不难理解，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他为什么会相信人们遵守规则而不去质疑规则。
然而，即使是在执行范围方面非常狭隘的信任，也能够产生积极的回应。乐手们感到自己的专业水平受到赞赏，当然，理查德·施特劳斯身为伟大作曲家的美名，令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就连他所认为的“演奏太过热情和有主见”，乐手们也能容忍，因为他也经常嘲讽自己。他曾经自嘲说：“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曲家，但我是一流的二流作曲家！”的确，没有差距，毕竟我们都是平凡的。
理查德·施特劳斯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表演状态呢？官僚主义中“遵循规则”的典范，再加上个人的超然态度，真能发挥出音乐创作的全部生命力吗？
实际上，乐团在录音演奏时，消除情感的放纵才能展现出乐曲的结构——就像现代建筑避免装饰，让建筑结构的特征更清晰一样。结构是作品的客观属性，而情感则较为主观，会因为参与的人的区别而有不同的表现。理查德·施特劳斯是作曲家，指挥自己的作品时会特别希望捍卫结构，避免乐手过度诠释。他的成功是以乐于在演奏时不带丝毫情感为代价的，很少能完全实现乐曲的情绪潜能。对管理者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重点：当他完成了“创作”工作的计划之后，希望能够看到这些计划“不受破坏”地被执行下去。然而，拒绝他人的诠释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计划执行阶段，管理者制订的计划可能会因为他人的诠释而变得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