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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人模式对话




在1987年的法国国庆日,我第一次见到伯恩斯坦。那是在距巴黎不远的一家风景如画的酒店,我们一群学生聚集在摆放着钢琴的酒店餐厅里,在那里,我们每天早上都要从大碗里啜饮咖啡,为接下来的一周做准备。我们正期待着贵宾到来——伦尼(Lenny),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他加入我们的聚会时已经微醺,却依然站得笔直,和大家一字一句地唱起法国国歌《马赛曲》(La  Marseillaise)。然而,他却对这种过度热切的爱国情怀不屑一顾,大声地驳斥道:“一群猪!”

之后他坐在钢琴前,酒杯不离手,一边即兴演奏着爵士版的法国歌曲,一边与餐厅里的30几个人同时对话,问和答着上百个问题。简而言之,我们觉得他就像是来自奥林匹亚山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一样,来到了位于枫丹白露的美国音乐学校,我们成为他神话中的门徒。为期一周的指挥课程即将开始,我们注定要参与一场永无休止的“盛宴”,其中包括感官上的享受、音乐和人性美,以及个人成长。没错,我们的指挥技巧也将变得更加精湛,因为我们开始理解如何将其他元素注入音乐创作中。

正如《与伦尼共进晚餐:与伦纳德·伯恩斯坦的最后一次长谈》(Dinner  with  Lenny:  The  Last  Long  Interview  with  Leonard  Bernstein)的作者乔纳森·科特(Jonathan  Cott)所描述的那样:“伯恩斯坦几乎与所有近代古典音乐家不同,他坚决拒绝将自己在情感、智慧、政治、性情和精神渴望方面与音乐体验区分开,有时候也颇具争议。”

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新鲜的“空气”啊!作为学生、助理指挥、音乐教学工作者,以及崭露头角的专业指挥系学生,我们在生活中的大部分知识、品位、激情、好恶、社会意识和政治立场都不可以带入工作中,无论是否与音乐相关或契合。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家,我们又被告知要深入自己的内心,这样才能与他人产生联结。这两件事是冲突的,就像是跳舞却不能使用身体的全部,仿佛被带子缠住了一样。不过,当我们与伯恩斯坦在一起时,“带子”却神奇地解开了。

我必须澄清:音乐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作为一门专业的指挥课程,没有发生任何疯狂或不恰当的事情,只是他邀请我们以完整的人格进入音乐演奏中。这个邀请不只是针对我们,还有每个和他说过话的人、合作过的对象。当观众在音乐厅里欣赏、倾听音乐时,甚至通过电视观看演出时,每一位观众都在他的受邀对象之列。

穆蒂把乐手的参与当作工具或乐器;托斯卡尼尼把乐手当作他父权臂膀下的孩子;理查德·施特劳斯以照本宣科的原则限制他的乐手;卡拉扬相信乐手会遵照他的想法,而且只照他的愿景去执行;甚至克莱伯只邀请乐手在专业方面合作和共享责任;而伯恩斯坦只是单纯地召唤乐手以完整的人格来加入音乐创作、演奏、倾听、作曲或指挥。这种全人(whole-person)模式定义了他的主要沟通方式:包括情感、智慧、音乐,甚至道德层面等的包罗万象的对话。

为了进行对话,我们需要有愿意参与的坚定的“另一方”,伯恩斯坦需要合作伙伴,因此他不遗余力地让合作伙伴发挥作用。在一对一的对话中,即使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也会感受到他完全的、无条件的关注。当你全心投入到与他的对话中时,其他人或事都变得不再重要,即使时间短暂,这样专心投入的效果也很强大。在排练或演出时,几个眼神交流就足以在乐手和指挥之间建立双向联结。他的交流完全是私人的和亲密的,让你感到他是真的想了解你,他还记得你跟他说过的话。你觉得你对他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工作本身——他像朋友一样关心你。我对这种亲密的交流方式并不陌生。因为我在10几岁的时候,常常溜进伯恩斯坦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排练厅,躲在特拉维夫曼恩礼堂黑暗的座位上,所以我从远处观察他很多次了。我发现,在他每年访问以色列的第一场排练开始前,都有同样的特殊仪式:他利用宝贵的半小时时间,不是排练,而是在乐手之间走动,和每一位乐手打招呼,一一喊出他们的名字,他搂着乐手的肩膀,拥抱或亲吻他们。他进行了上百次的交谈,了解当地的最新新闻,回忆起孩子的名字和一年前乐手告诉他的某件事。这些不是细微的差别,而是基于同理心和相互信任的关系的表现,这珍贵的30分钟是他们共同创作音乐的根基。

在欣赏经过排练后的表演时,我发现他和乐手之间的对话逐渐展开。我可以看到伯恩斯坦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表情和整个身体来传达一种情感和一个想法,这种情感和想法又如何转化为乐手的音乐表达的。仿佛他完全臣服于乐手的影响中。它包括一个完整的交流周期,交谈和倾听形成了一个双向通道,两者几乎是同步交流的。

几年后,我听到其他乐团也这样评价伯恩斯坦:“他提醒我为什么想成为一名音乐家……他让我找回自己的声音。”这一点我感同身受,因为我指挥过太多乐团,发现音乐家们已经放弃了自我表达,成为执行音乐的工具——在那种情形下,他们自己的声音消失了,只能听见乐器发出的声音。这种情况在任何行业都很容易发生,发现和创造的乐趣被例行公事取代、被明示和暗含的限制、被人生经验与这份工作不契合等想法所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