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与不同的管弦乐团以不同的形式展开对话——乐团的特质不同，就采取不同的对话形式。每一次对话都在解决伯恩斯坦所发现的一个不同的差距，旨在最大程度地从各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贡献。其中有个很常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伯恩斯坦的基调倾听中进行的。
回忆一下1966年伯恩斯坦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首次演出吧。那是他第一次以指挥家的身份访问维也纳，虽然只是为了一场客座演出，但他也即将接管这支全球最自负的管弦乐团。全世界唯有这支乐团只录取跟着乐团成员学习多年的候选乐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承”维也纳人的基因。
伯恩斯坦作为指挥和作曲家已经获得许多肯定，但在当时他还很年轻，是美籍犹太血统的双性恋者，出于诸多原因，他在当时的处境比较艰难。除此之外，那次表演的是莫扎特的作品，那可是维也纳爱乐乐团乐手的看家表演作品。而格什温（Gershwin）等美国作曲家的作品肯定才会更好地帮助伯恩斯坦确立权威。伯恩斯坦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差距，也可以预见，无论他的知识多么广博，在其他地方多有成就，都会在即将到来的排练过程中遇到阻力。
所以，他准备以他最擅长的方式应对：重塑差距。他从重塑自己做起，让自己对维也纳的一切事物着迷，努力练习德语，同时加上一点维也纳口音和特色。举例来说，他用“Servus！”来代替“Hello”，这是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比较常用的问候语。他背下了大部分要说的话，虽然难免会漏掉一两个词，但还是突显了他的努力和积极性。
伯恩斯坦把一贯时髦的行头留在家里，穿了一件奥地利剪裁的夹克，这种夹克有点像奥地利的民族服装。第一次排练时，他在拥抱完首席小提琴手之后，用事先背下来的德语谦虚地告诉乐手，自己是如此荣幸能站在这里，期待向他们学习莫扎特的音乐。他说：“我认为自己对莫扎特已经足够熟悉，但实际上你们比我更熟悉。”伯恩斯坦还请乐手们就维也纳精神和传统给予建议。当他的自我介绍结束后，他已经完全展现出对乐手的尊重，显然，乐手也没有理由抗拒他，因为他坦诚了自己的各种劣势和不足。换句话说，他用赋权使对方解除了“武装”。现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包容的微笑，他准备开始了。
然而，在第一乐章演奏了仅仅几秒钟后，他就要求乐手“轻一点，再轻一点”。维也纳爱乐乐团引以为傲的高雅的轻音举世闻名，但是伯恩斯坦挑剔的正是这一点。他到底想怎么样？他刚刚把乐手们捧上天，现在又清晰地表明自己才是正统的诠释，挑剔他们的演奏水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也为他的突然改口感到困惑，这算是一个计划好的骗局吗？他是意图让“对手”失去平衡，进而掌握权威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获得的权威是短暂的，而失去的人心是长久的。
不过，我对伯恩斯坦的了解使我有了不一样的解读。我认为，他对乐团和乐团文化非常尊重，但他对演奏水准的失望也是真诚的，他的表达方式完全符合他的伙伴关系和对话理念，他的目的是要求乐手成为与他地位平等的伙伴。他不允许他们讨价还价，这样合作才能开创新的局面，取得新的成就。不过，他的行事方式让乐手在尚未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了。他倾听他们需要获得肯定的需求：肯定维也纳爱乐乐团是全世界演奏莫扎特作品最好的乐团。这样一来，伯恩斯坦就是一位关键的倾听者。如果他带着自上而下的方式走进排练厅，不以对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伟大传统的肯定为前提，就带入自己对音乐的诠释，他的指挥绝对不会成功。即使他勇敢地学习当地方言，穿得像维也纳人一样也是徒劳。如果他不是出于真诚，只是讲几句表面的客套话，乐手就会识破他的骗局。在我看来，他真诚的努力赢得了乐手的尊敬，即使他立刻要求乐手提高演奏水平，也不会有人反抗。他打扮得像维也纳人一样算是违背自己的心意吗？我想他仍然是忠于自己的，就像扮演哈姆雷特和伊阿古的伟大演员一样。真诚不一定代表枯燥乏味，无论你有什么习惯，你都可以甚至应该重塑自己，每一次都是全新体验：做自己，因为“刻意无知”而重生。
如果想和下属培养真正的伙伴关系并从中受益，领导者必须以尊重作为平等对话的基础，这并不与保持强烈的权威意识相抵触。成功结合两者的关键是倾听伙伴的需求和渴望，然后反映出他们作为个人和团体的所有积极的品质，这些品质对彼此的努力成果最有帮助。同时，也确保了你在赞美他们，而不是恭维他们。如果员工相信你的赞美，他们也会接受你的批评。
1993年，在特拉维夫交响乐团刚刚成立时，我被任命为乐团音乐总监。正如你将看到的，即使我接触过伯恩斯坦这位大师，景仰他的领导思想，但是我仍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还没有对自己提出足够的要求。
特拉维夫交响乐团的总部设在奥尔舍姆大厅，它位于一个古老的街区，是波西米亚人和知识分子的栖息地——特拉维夫版本的“格林威治村”（纽约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就是以居住着许多艺术家而闻名的）。
在20世纪，指挥过巴勒斯坦爱乐乐团（也是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前身）的指挥家大多在这里生活过，能够在这栋古老的建筑里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
特拉维夫交响乐团并不是以色列的顶级管弦乐团，也不是为了与以色列爱乐乐团一争高下而成立的。以色列爱乐乐团掌握的资源更多，酬劳也更加吸引优秀的乐手。不过我们确实野心勃勃，在音乐厅之外，我们还经常在贫民区举办户外音乐会，吸引年轻人来倾听原本没有机会听到的声音。
特拉维夫交响乐团的成员大多是年轻的以色列乐手，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移民，移民潮为以色列带来了大量音乐人才。当时流传着一个小笑话来形容这些远道而来的音乐家：当苏联移民走下飞机时，要怎么知道哪些人是钢琴家呢？答案是，不带小提琴盒的就是。
不过，虽然音乐是世界共通的语言，但俄语不是。于是我用母语希伯来语，混合一些意大利语、英语和一些德语单词，尽我最大的努力在指挥台上和他们沟通。从排练开始就出现了很明显的沟通障碍，而且这与字句的理解无关。我们当时练习的是门德尔松（Mendelssohn）作品的序曲，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越练越糟糕。我停下来对乐手说：“不太对劲，我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你们觉得节奏、乐句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吗？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音乐厅里一片死寂，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有一位比较年长的乐手站了起来，他大概有70岁，穿着俄罗斯剪裁平整的聚酯纤维西装，以坚定的手势弥补不流利的希伯来语，说道：“在我们的家乡，”他的右手拇指往背后的东方指了指，“指挥家不必问我们该怎么做，他知道该怎么做。”说完就坐下了。
这位乐手无意讽刺我，他真心且深深地感到自己受辱了，因为他在一个没有领导能力的家伙手下工作，他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懂得更多。我以为分享自己的想法或表达疑惑，再加上信任，就是尊重乐手并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但是我忽略了深层的文化差距，以为一个善良的微笑或一个要求同理心的请求，就能克服70年的苏联式的思维熏陶。我根本没有倾听乐手的渴望，所以他们一旦说出自己的意见我就慌了。
与老师伯恩斯坦不同的是，我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没有像他一样做好准备。伯恩斯坦不是等到站在指挥台上才开始思考该怎么做，而是早已彻底推演好自己在维也纳会面对什么样的困境，我应该以他为榜样。我当然知道乐团里有许多音乐家不仅不会说我的语言，而且也不了解以色列的文化，我以为我在指挥台上可以做任何必要的事情，以为自己足够聪明且受过足够多的训练，能够让乐手接受我的价值观。我从伯恩斯坦身上学到：乐手不仅有发言权，而且绝对有权把他们的人生体验带到表演中。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们会有上面提到的人生经验，所以在他们看来，我是傲慢的。
如果我讲述的故事情景能让乐手产生共鸣，对于他们对权威的需求及时表达同理心和理解，就能够利用这个差距来改变乐团的文化。比如，我可以和他们分享自己当兵时在独裁统治下的经历，或者作战的情况是如何改变我对权威的想法的，也就是如果掌权者因为某些原因消失了，比如战争情况复杂，没有人知道指挥官在哪里，军队必须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该如何独立思考才能做出新的决策。此外，指挥家、军官或任何领导者都可能会走错方向，这并不丢脸。另一种选择更糟糕，那就是掩饰自己不可避免的错误，并把责任推到下属身上。我可以说：“你们在等待权威人士下命令，可你相信权威永远是正确的吗？”如果不这样做，如果权威愿意倾听人们的意见，那不是更好吗？这样或许就能展开话题了。不过这么做必须承担风险，接受他们对我的批评——不只是针对某段乐章的节奏，而是我的领导能力，这需要勇气。乐手的回应可能会挑起冲突，但这却不见得是件坏事，我追求的并非小提琴声音的播放器或小提琴技术人员演奏的声音，而是艺术家演奏小提琴的声音，以及所有乐手演奏他们的乐器的声音，他们把完整的人生体验和智慧带进演奏中，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做出改变。
现实情况告诉我，让乐手参与有建设性的对话永远无法真正成功，每个组织都有抗议者和反对的声音。音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事业，天赋也通常会让自我意识膨胀，让有些人更愿意表达反对的意见，有时也会让指挥怀疑自己是否能克服这一切。我发现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把重心放在积极的贡献者身上，试图压倒消极的能量。但吸引精疲力竭和愤世嫉俗的乐手参与对话并不容易，需要持续倾听、毫不懈怠的创新和满足团队中相互矛盾的需求和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