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 年春天，洪堡与福斯特启程前往英格兰、荷兰与法国。此番旅行的亮点无疑是伦敦，那里的一切都触动着洪堡对遥远国度的向往。他看见泰晤士河上拥塞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每年，多达 15 000 艘商船到达伦敦，满载着来自东印度的香料、西印度群岛的糖、中国的茶叶、法国的美酒，以及俄国的木材。整片河面上桅杆林立，“如一片黑压压的森林”。在大型贸易商船中间，上百艘驳船、摆渡船和小艇往来穿梭。虽然拥挤不堪，可这番景象也正是大英帝国实力的生动写照。
在伦敦，洪堡被介绍给那里的植物学家、探险家、艺术家和学者。他结识了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船长（此人曾在其指挥的“邦蒂”号遭遇叛变之后，带领十余名船员乘小艇从南太平洋航行 3 600 多海里抵达东帝汶，最终生还），以及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这位跟随库克船长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植物学家。班克斯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管理着英国最重要的科学论坛。洪堡还欣赏了库克船长第二次环球航行随行艺术家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绘制的迷人画作和素描。不论走到哪里，洪堡都能见到新世界的景象：清晨醒来，一睁眼就能看到挂在卧室墙上绘有东印度公司船舶的铜版画。洪堡经常为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伤怀。“我的内心深处有股冲动，”他写道，“它折磨我，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为了排解忧愁，他经常独自步行到很远的地方。有一次，他走过伦敦北郊哈姆斯特德的乡村，发现树干上钉着一纸招募年轻水手的告示。那一刻，他几乎以为自己要梦想成真了，却又不禁想起严厉的母亲。洪堡被一种莫可名状的力量吸引向未知的事物——德国人把这种渴望远游的情感称作 Fernweh——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太听话的儿子”，无法违抗母命。
伦敦泰晤士河上的景象
渐渐地，洪堡觉得自己快闷得发狂了，于是开始给故乡的友人写“疯狂的书信”。在离开英格兰前夕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我不幸的处境迫使我向往自己不能得到的，却又同时迫使我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但从小在普鲁士精英阶层中成长起来的他，始终不敢直接挑战母亲对他的期待。
回到柏林，洪堡的痛苦转化成了一股狂热的能量。他写道，自己被一种“不息的冲动”驱使，就像“有一万头猪在追赶着我”。他左冲右突，从一个领域跳跃到另一个，不再怀疑自己的智力，也不再甘心居于兄长之下。他在向自己、朋友及家人证明自己的聪明与才能。福斯特认为，年轻的洪堡“不幸地过度使用了自己的头脑”。很多人都赞同这一说法。就连威廉的未婚妻卡洛琳娜·冯·达赫略敦（Caroline von Dacheröden），虽然刚认识亚历山大不久，但也担心：虽然她喜欢这个年轻人，但害怕他会突然“崩溃”。不少朋友都经常谈起他不眠不休的工作，以及飞快的语速——“就像飞奔的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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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 年夏末，亚历山大开始在汉堡的贸易学校学习金融与经济。他讨厌这些满是数字和账本的科目。空闲时，他埋头于科学论文和旅行书籍，并学会了丹麦语和瑞典语——什么都比商科有意思。一有机会，他就走到流经汉堡的易北河边，望着商旅大船从美国载来烟草、米和靛蓝。他告诉友人：“是港口商船的景象让我坚持下去的”——那象征着他的希望与梦想。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自己运气的主宰”。
从汉堡结束学业时，亚历山大 21 岁。1791 年 6 月，他又一次遵循母命，来到德累斯顿附近的小镇弗莱贝格，就读于那里有名的矿业学院。这算是一种妥协：既能够为他进入普鲁士政府矿产部门做准备——满足母亲的愿望——又至少能让他如愿地学习到自己感兴趣的科学与地质学。这是当时第一所这类的专科学校，会结合实际应用给学生教授最新的地质学理论。一个兴旺的科学社群在这里蓬勃成长，吸引了当时欧洲最好的教授与学生。
不出 8 个月，洪堡就完成了普通人通常需要 3 年才能完成的学习项目。他每天日出前起床，驱车前往弗莱贝格附近的一座矿山。在其后的 5 个小时里，他深入矿井，探究矿山的建筑结构、开采方式及岩石构造。他身形轻盈，体格精瘦，能自如地在狭窄的孔道和低矮的洞穴中出入，又钻又凿，将岩石样品带回家。他如此投入地工作，浑然不觉周围的潮湿与寒冷。日过正午，他爬出黑暗的矿井，拍净身上的尘土，赶回学校去参加矿物学与地质学的讨论课程与讲座。晚间，他埋首案头，常常就着烛光读书到深夜。空闲时，他还研究有光与无光环境对植物的影响，并收集了上千件植物标本。他测量、做笔记、分类收藏，不愧是启蒙运动时代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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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弗莱贝格几周之后，亚历山大驱车向西 100 多英里，赶往埃尔福特去参加哥哥与卡洛琳娜的婚礼。一如既往地，洪堡试图将家庭聚会及社交活动与工作结合起来：他没有去去就回，而是趁机进行了一次长达 600 英里的地质考察，走遍了埃尔福特所在的图林根地区。卡洛琳娜对这位工作狂弟弟半是欣赏，半是担忧：她喜欢他的工作热情，有时也像姐姐一样开他玩笑。她对威廉说，亚历山大是有些怪癖，而它们理应得到尊重；但他的精神状况与内心的孤独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洪堡在弗莱贝格唯一的朋友是当地房东的儿子，也是他的同学。两个年轻人昼夜形影不离，一起学习和谈心。“我从未对别人有过如此亲近的感觉，”洪堡承认，同时又为自己的感情之强烈而自责。他明白，自己有朝一日定会毕业离开这里，那时将更感孤独。
艰苦的学习最终有了回报：时年 22 岁的洪堡一毕业就获得了矿井监察员的职位，击败了不少更年长的竞争对手。他为自己青云直上的表现感到有些尴尬，却也不无虚荣地给朋友和家人写长信炫耀。更重要的是，这一职位允许他到上千英里外的地方去采集和评估土壤、矿井与矿石品质——从勃兰登堡的煤矿、西里西亚的铁矿，到菲希特尔山脉的金矿和波兰的盐井。
在这些公事旅行中，洪堡遇见过各色人物，却绝少开启心扉。他在信中写道，自己感到满足，却并不幸福。在矿上忙碌或乘马车风尘仆仆一天之后，他会在深夜思念自己曾经交往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友人。他慨叹道：“可恶，总是如此孤独。”他经常沉默地在途中简陋的小饭馆或旅店独自用餐，累得连写信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到了夜间，孤独变得难以忍受，必须诉诸笔端。他开始提笔写长长的信，思绪时而回环、时而跳跃，既有对自己工作、新近科学观察的详细描述，也有对蓬勃的情感、爱及友情的宣言。
在给弗莱贝格友人的信中，洪堡承认，他们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甜美的时光”，为了保存这段回忆，他甘愿少活两年。这些深夜写就的信札经常饱含着这样强烈的感情，字里行间流露出近乎绝望的孤独。洪堡在信中倾诉心事，然后为自己的“愚蠢致信”道歉。清晨醒来，他又全心投入工作，忘记苦闷，直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再重新提起笔。即便是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也觉得洪堡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