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些人惧怕他的尖刻，所以会特别留意不在他退场前离开聚会，以防成为他在背后嘲讽的对象。还有人描述洪堡像一颗流星，呼啸着划过整个房间。在晚餐会上，他会主导谈话，从一个话题跳跃到下一个。某次，他正说起头颅变小的奇特现象，等一位客人轻声地请邻座把盐递过来时，他已经开始就亚述楔形文字发表另一场演讲。人们说，洪堡的谈吐总是激动人心，因为他思维清晰，毫无偏见。
这些年来，富有的巴黎居民很少觉察到仍在延续的欧洲战争对自己的影响。拿破仑的军队横扫大陆，已经远至俄国；而洪堡及其同事和朋友们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法国军队节节胜利，巴黎也日益繁荣。城市不断扩大，就像一座巨大的建筑工地。新的宫殿开始兴建，凯旋门已经奠基，虽然要等到 20 年后才最终建成。当洪堡于 1804 年从拉丁美洲回来时，巴黎的人口刚过 50 万，而 10 年后已经增至 70 万。拿破仑在欧洲东征西讨，从各国带回整车的艺术品，丰富了巴黎的艺术馆馆藏；抢来的成果包括希腊雕塑、罗马珍宝、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以及埃及的罗塞塔石碑。高达 42 米的旺多姆广场柱仿照罗马帝国图拉真皇帝的凯旋柱而建，是拿破仑辉煌武功的纪念碑。12 000 件从敌军俘获的武器熔铸成从基座螺旋而上的浅浮雕，高居顶上的是身着罗马皇帝衣饰的拿破仑雕像——俯瞰着他的城市。
1812 年，法国军队在俄国惨败，损失了 50 万士兵。俄国人的焦土政策让拿破仑大军损失惨重，他们烧毁村庄和农田，令法国人的军队无处获取粮食。俄国的冬天开始了：已经疲惫不堪的大军最后只剩下不到 3 万名士兵。这成了拿破仑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残废的伤兵开始返回巴黎，如同孤魂野鬼般游荡在街头。巴黎人意识到，法国形势不妙。拿破仑的前任外交部部长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后来说，这标志着“一场结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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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 年底，英国军队在威灵顿公爵的指挥下，将法国人赶出西班牙。奥地利、俄国、瑞典和普鲁士四国联军也在德国的领土上击败了拿破仑。大约 60 万士兵参与了 1813 年 10 月的莱比锡会战——所谓的“民族会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最残酷的一场战役。俄国的哥萨克战士、蒙古骑兵、瑞典预备役士兵、奥地利边境部队和西里西亚民兵联合起来，彻底击溃了法国军队。
5 个半月后，也就是 1814 年 3 月底，各国联军浩浩荡荡地行进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哪怕是最虚荣的巴黎人也不能再继续无视新现实了。大约 17 万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士兵占领了巴黎，他们将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雕像推翻，换上了一面白旗。英国画家本杰明·罗伯特·海登（Benjamin Robert Haydon）当时正在巴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乱象：半裸的哥萨克骑兵在腰带上别满了枪，紧挨着的是高大的俄国皇家卫兵——“腰束得紧紧的，像只胡蜂。”街上还有仪容整洁的英国军官、体型庞大的奥地利人和制服笔挺的普鲁士战士，以及身穿锁子甲、背着弓箭的鞑靼人。这些胜利者趾高气扬，惹得每一个巴黎人都“从牙缝里挤出词来诅咒他们”。
1814 年 4 月 6 日，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然而不出一年，他就秘密出逃，重返巴黎，集结了一支大约 20 万人的军队。这是他孤注一掷的努力，试图重新征服欧洲。但几个星期后，即 1815 年 6 月，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这一次，他被流放到了遥远的圣赫勒拿岛。那里地处浩瀚的南大西洋，距非洲大陆 1 200 英里，距南美洲 1 800 英里。他再也没有回到欧洲。
洪堡目睹了 1806 年拿破仑击溃普鲁士的经过，而现在，8 年以后，他又见证了凯旋的盟军进入法国——他的第二故乡。在一封写给詹姆斯·麦迪逊（已经接替杰斐逊成为美国总统）的信中，他痛心地写道：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个人与政治上的自由——似乎成了泡影。洪堡的个人处境也颇为尴尬。作为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的威廉也随盟军到达巴黎，他发现弟弟看上去不像德国人，更像一个法国人。亚历山大感到不快，抱怨着“阵发的忧郁”和慢性胃炎，然而仍然留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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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须面对一些公开的指责：德国的《莱茵水星报》（Rheinischer Merkur）刊登了一篇文章，批判洪堡偏爱与法国人的友谊，罔顾祖国人民的荣耀。洪堡深受伤害，愤怒地写了一封回信给作者，但仍没有离开法国。虽然他左右支绌，但仍为科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联军到达巴黎时抢掠和洗劫了很多地方，其中的部分行为可以说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只是把拿破仑抢来的文物从博物馆中取出来物归原主而已——但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些行为无非是不加克制的、极具侵略性的暴力。
巴黎植物园。园中有园圃、动物园和自然历史博物馆
乔治·居维叶向洪堡求助：普鲁士军队打算将法国植物园改造成一处行营。洪堡利用他的关系，说服普鲁士统帅另外选址驻扎军队。一年后，当普鲁士军队在滑铁卢战役后再次回到巴黎时，洪堡又一次保住了植物园中的珍贵藏品。居维叶发现 2 000 名士兵在花园附近扎营，便又开始担忧起来。他告诉洪堡，士兵们滋扰了园中的动物，并随意触碰珍贵的花草。洪堡拜访普鲁士指挥官，后者保证园中的动植物将安全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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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巴黎的不仅是士兵们，还有接踵而至的各路游人，特别是来自英国的游客——漫长的拿破仑战争已使两国隔绝太久。很多人慕卢浮宫之名而来，因为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博物馆都比不上那里的艺术品收藏。学生们兴奋地在著名的画作和雕塑前临摹，但他们得抓紧时间，因为之后工人们会带着推车、梯子和麻绳而来，将一些藏品带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英国科学家也开始造访巴黎，很多人刚下榻便去拜访洪堡。来访的包括英国皇家学会前任秘书查尔斯·布莱格登（Charles Blagden），以及未来的皇家学会主席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尤其是戴维，他可称得上是实践了洪堡推崇的理念——他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名化学家。在他的笔记本中，同一张纸的一面记录着对实验结果的客观描述，另一面则写有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反应。他在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的演讲大受欢迎，在他开讲的日子里，周围的街道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诗人柯勒律治——另一位洪堡的崇拜者——经常去听戴维的演讲，按诗人自己的说法，这是为了“扩充头脑中的比喻储备”。和洪堡一样，戴维相信想象力以及理性是哲学思想得以臻于完美的必要条件——它们是“孕育发现的创造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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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乐于与科学家见面、交换彼此的想法和手中的资料，但欧洲的生活让他日渐烦恼。这些年的政治风波让他无法安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他找不到继续吸引自己的东西。他对歌德说：“我对世界的看法日益惨淡。”洪堡怀念热带，或许只有等到“再次前往炎热地带生活”的那一天，他才能真正地开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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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10 年，洪堡搬进了一间新公寓，与卡尔·西吉特蒙德·昆特（Karl Sigismund Kunth）合住，卡尔是洪堡儿时老师昆特的侄子，现在是一位德国植物学家。在若干讨论和争吵之后，洪堡将撰写植物学著作的任务交给了昆特，让邦普兰得以解脱。——原注